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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2021年“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青年工作坊”會議綜述

王子鑫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2021年6月18至20日，“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青年工作坊”在復旦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來自各高校、科研單位的近20位青年學者出席參加，宣讀論文共十七篇。

18日晚7時，比利時根特大學語言文化系安東平教授以雲(yún)講座的形式爲與會學者介紹了他在敦煌字樣書研究領域的重要成果，主題爲“《正名要録》‘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初探”。此外，安教授還介紹了他主持的“根特大學中古寫本資料庫”的建設和使用情況。

19日上午8時半，工作坊在光華樓西主樓1001室開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張小豔教授主持開幕式並致辭，她對從全國各地不遠萬里而來的各位學者表達了由衷的謝意。

全天的四場討論分別由廣西師範大學蕭瑜教授、南京師範大學趙家棟副教授、天津理工大學趙靜蓮副教授及河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徐浩講師主持。紹興文理學院余堅講師、華東師範大學趙庸副教授分別擔任上半場和下半場自由交流環(huán)節(jié)的主持工作。與會學者聚焦於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領域，對共同關注的議題進行了充分深入的交流。

衆(zhòng)所周知，敦煌文獻中的疑難字詞歷來頗難索解，甚或成爲文本校録的一大障礙。有鑒於此，與會學者在會議中發(fā)表了一系列字詞校讀類的論文。趙靜蓮《敦煌變文字詞考辨札記》考釋了“舡幕”“??垥”“□”“濟舉三”等八則疑難詞，認爲“舡幕”當讀作“障幕”；“叫身”應即“繳身”，指纏繞身體；“??垥”即“狎恰”，密集貌；“□”應校補作“霓裳”；“濟舉三”即“成舉三冬”，指中舉多年；“??（尪）”即“尪羸”，瘦弱貌。評議人張小豔認爲有些條目還可斟酌，如文中稱“叫身”當作“繳身”，但所舉關鍵例證中其詞卻作“撽身”，指敲擊身體，並非纏繞身體。趙家棟《敦煌文獻字詞釋證十三則》考釋“鐵鑡離”“槐子”“望”等疑難詞十三則，引起學者熱烈討論，評議人郜同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商榷意見。張文冠《敦煌雜字字詞箋釋》以敦煌寫卷中的雜字類文獻爲中心，對歷來“俟考”“俟再考”的“苫持”“稍綰桐”“”“”“碌磚”“草”等詞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文章從敦煌雜字類文獻出發(fā)，結(jié)合大量方志、方言文獻及北方農(nóng)業(yè)生産的圖文資料，既關注詞語的歷時演變，也重視其共時異地差異，同時繫聯(lián)解釋了一批異形詞，獲得了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評議人張小豔認爲本文長於因聲求義、方言求證，從語詞研究出發(fā)解決了不少文獻?？眴栴}，是一篇很有價值的佳作。余堅《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詞語釋義商補》對“分料”“主記”“戶役”“欺屈”“留念”“寫帳”“事故”等七個詞語作出新釋，評議人景盛軒認爲文章擅長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詞彙學理論，尤其注重對詞彙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分析，同時也對“主記”中“記”的詞性與“欺屈”的詞彙結(jié)構(gòu)等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單一寫卷的字詞研究歷來是推進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持續(xù)深化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次工作坊共有五篇論文以此爲出發(fā)點，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補正意見。中村不折舊藏甘露元年《譬喻經(jīng)》寫卷由於事涉敦煌藏經(jīng)洞最早紀年寫卷的問題，其真僞和抄寫年代長期以來爭論不一。蕭瑜《甘露元年〈譬喻經(jīng)〉寫卷中值得注意的語言文字現(xiàn)象》從該卷體現(xiàn)的時代特徵鮮明的書寫習慣（如部分字形簡省末筆的“丶”）、價值突出的用字現(xiàn)象（如“淵”的俗體“灁”，“牢”通假作“聊”）及富有時代性的詞彙異文（如《大正藏》本“恒苦身重”句，寫卷作“患苦”）等三方面進行具體詳實的分析考察，據(jù)此認爲該卷必爲真本，且抄寫時代不會晚於公元502年，爲之前有關本卷的真僞及年代之爭提供了新的有力證據(jù)。評議人張磊大致贊同這一結(jié)論，但同時指出文中“弟”字創(chuàng)新形體的楷定應分爲兩組。草書寫卷研究因字體的關係一直是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的難點。高天霞《敦煌寫本P.3715“類書草稿”疑難字句考釋三則》校正了前人整理本中的三處疏誤：其中，“春臨□□衆(zhòng)乞面情，藥膳以頭□爲定”句，應録作“春暄日長，伏乞留情藥膳，以頤攝爲意”；“僅通西江潘澤，將回題柱之心；東壁餘光，曲照棄端之去”句，當録作“儻遇西江灑澤，將回題柱之心；東壁餘光，曲照棄襦（繻）之志”；“是以目以檮杌之稱，標上議者以虛談爲名”句，應校補作“是以目[三公]以檮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爲名”。在疏通字句的基礎上，又將其中所用典故一一考出。文章辨字考典並重，揭示出準確校理寫本類書的重要途徑。評議人張文冠認爲，由於“檮杌”一則的用典事關《文選》六臣注的文本，因而其考釋價值也尤爲突出。徐浩《讀〈?山遠公話〉札記》是對斯2073號《?山遠公話》的研讀筆記，內(nèi)容涉及“倒文”“衍文”“脫文”“形訛”“通假”“混合訛誤”“疑難詞彙”等七類。每類結(jié)合該寫本的書寫特點、上下文意和文獻用例，對一些前人校讀的歧異之處提出自己的看法，並附帶推測本卷可能是書寫者張長繼在開寶五年（972）聽録而成的。評議人郜同麟認爲該文實際上關係到文獻整理的方法論問題，即對底本不能讀通之處是否需要改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改動。今人對古代語言的了解還非常有限，所以該文所論及的不少條目雖然看起來似乎不太通順，但是否需要修改，可能還需斟酌。

近年來敦煌吐魯番文獻彩色高清圖版的集中問世，爲學者校録相關寫本提供了更爲清晰可靠的文本依據(jù)。張楊溦蓁《P.3257曹元忠判詞“賜進君更不迴戈”釋疑——兼論“迴戈”與“迴過”的詞義》即從中獲益良多。伯3257號《開運二年寡婦阿龍等口分地案牒》所載曹元忠判詞“其義成地分進君更不迴戈”句，截圖字被多數(shù)學者録爲“賜”字，唯李正宇先生録作“緣”。文章?lián)咔鍒D版重新證成後者的校録，並根據(jù)正確的録文討論了詞語“迴戈”應指“返回”“回來”。評議人余堅對“迴戈”在唐五代宋初究竟是專指“回師”還是詞義擴大已可泛指“返回”提出質(zhì)疑，認爲這還有待於進一步窮盡搜集和釋讀相關例句。鄧博方《吐魯番出土文書〈唐寶應元年（762）六月西州天山縣百姓康失芬行車傷人案殘卷〉校讀札記三則》考證了“付本案”“隨案，隨衙”“引過，將過，追過，推問過”等三組詞語。評議人徐浩認爲文中“引過”條的分析頗爲可取，同時指出文中利用的部分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定名及引文尚需完善。

高田時雄曾指出，自陷蕃之後，古藏語在敦煌一度是不同民族間溝通交流的通用語。漢藏語對勘研究不僅是“冷門絶學”，還是近年來敦煌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領域。日本學者赤木崇敏考明斯4504號背《迴向文》中的“令六”爲藏文ring lugs的音譯，“令六和尚”即張氏歸義軍初期身居僧界首席的譯經(jīng)三藏吳法成。張小豔《敦煌文書所見“令六”輯考及相關問題探討》在此基礎上對漢文寫本中的“令六”作了窮盡的搜集、考釋，認爲契約中的“令六”表示準則、慣例，俄敦981號《算會牒》中與“尚書”並舉的“令六”亦指吳法成，並結(jié)合其中相關的記載，提出吳僧統(tǒng)窟當竣工於大中九年（855）七月十七日後不久。評議人趙靜蓮認爲本文提供了將語言對勘與史事考證相結(jié)合的研究範式，與會學者對此亦深表贊同。如果説張小豔的研究是考證出了漢文契約中“令六”這一藏語漢文記音詞的表義，那麼傅及斯《有關“擘三部落”的整理和研究》則將前輩學者誤認的藏語漢文記音詞“擘三”還原出了它動賓結(jié)構(gòu)的本來面目。長期以來，不少學者認爲“擘三”是藏文“phyug (m)tshams”的音譯，唯楊際平先生持反對意見，認爲其本來是一漢語詞彙。傅及斯通過細膩的漢藏語語音對勘認爲藏語“phyug (m)tshams”的漢文記音不可能是“擘三”，但由於目前所獲材料不夠充分，諸如蕃占初期的“擘三部落”及稍晚出現(xiàn)的“置三部落”“致三部落”的關係等問題只能留待日後再加探討。對此，評議人張磊指出，語言研究要以文獻功底爲基礎，漢藏語對勘研究值得進一步深入展開。材料的不充分固然影響到觀點的成立，但通過對現(xiàn)有材料的充分占有，相關研究仍然足以説明某具體問題成立的可能性。

同漢藏語對勘研究相近，梵漢對音研究也是近年來新的學術增長點。余柯君《四種〈大身咒〉濁聲母比較研究》即著眼於此，通過對比智通、菩提流志、金剛智三種譯本、伯3920號漢文寫本《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jīng)》及梵文本，指出前四本利用不同清濁聲母對譯梵文的差異，並據(jù)此認爲劉廣和提出的唐代存在洛陽音、長安音兩種通語音基本可信。抄成於9—10世紀的敦煌本不僅仍然反映了長安音的強大影響，還帶有河西方音的部分特徵。評議人趙庸認爲漢文佛典的翻譯工作一直以來存在著譯音基礎方言的選擇問題，在這之中或許存在著歷時異地的疊加，由於其複雜的層次性，文章利用四種漢文材料的對比研究所體現(xiàn)的思路及成果令人贊賞。趙庸《S.388〈字樣〉反切對〈切韻〉的研究價值》同樣以單種文獻中的語音材料爲研究對象，通過對比斯388號《字樣》中的反切與斯2071號《切韻》、故宮藏宋濂跋本《切韻》中的語音信息，認爲三書反切基本都是同音異切，這一現(xiàn)象支持《切韻》單一音系説。評議人余柯君指出，過去中古音的研究過於集中在《切韻》系韻書上，文章利用了非《切韻》系韻書中的語音資料，拓展了研究視野，同時也對前人關心的研究問題作出了有力的回應。

近來“中華字庫工程—手寫紙本文獻用字的搜集與整理”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使學者有機會掌握以敦煌寫本文獻爲核心的總量繁多的近代漢字材料。張磊《寫本文獻中的借筆字研究》即藉助相關資料庫蒐集了一大批楷書中的借筆字，以“借筆字釋例”爲題，依據(jù)具體的借筆類型將之分爲六類，並著重闡釋了借筆字研究的重要意義。評議人蕭瑜認爲釋例部分可以拓展成更具理論性的借筆字規(guī)律，而依據(jù)借筆字判斷、校正文獻流傳中的訛誤這一研究意義，對於分析不同版本大藏經(jīng)底本的複雜性具有重要價值。景盛軒《敦煌文獻中“惡”字的形音義》共收録了189條敦煌寫本中出現(xiàn)的“惡”的異構(gòu)和異寫字形。其中“惡”形既可以記録形容詞義，也可記録動詞義，而在該形基礎上增“亻”“彳”“忄”“口”等旁的寫法則專用來記録動詞義。文章指出，單一字頭的充分分析有助於補正《漢語大字典》中對應條目的相關內(nèi)容。評議人張文冠對此表示認同，但因涉及異構(gòu)字、異寫字的擇取及字形是否可以楷化的問題，《漢語大字典》勢必難以將189條資料盡數(shù)收録。

敦煌遺書中留存有大量道教經(jīng)典，郜同麟《試論敦煌道教文獻的漢語史研究價值》闡述了這批文獻在漢語史方面的研究價值，計有提供新詞新義、輔助經(jīng)書?？?、展示語言文字發(fā)展線索、提供聯(lián)綿詞的不同形式、揭示道教術語的詞源等五點。對於其中涉及的具體條目，評議人趙家棟肯定了“墮生”一詞來源於漢譯佛典的説法，同時對其在道教文獻中被改作“託生”的原因作出推測：“墮生”在佛典中具貶義，抄刻者對它的改動可能出自有意美化，而並非源於義僻不曉。變文是敦煌遺書中發(fā)現(xiàn)的一批極其重要的俗文學材料，但學者歷來對其成立的具體年代爭論不休。王子鑫《變文生成年代辨證》對此前學者提出的“東晉説”“梁朝説”“唐高宗説”一一加以否定，認爲他們所引文獻中的“變文（變）”與後來唐玄宗時期形成的明確作爲文體的“變文”同名異實。評議人景盛軒認爲文章注重對引證文獻語境的理解，因此才能糾前人之誤，而在論述變文文體的成立時結(jié)合了文獻記載和實物證據(jù)，結(jié)論較爲可靠；同時指出佛經(jīng)義疏著作向來難讀，文章應對所涉及的相關引文略作解釋，以便於讀者理解。

開放討論部分，與會學者對詞彙考釋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交流研討不斷。蕭瑜認爲趙家棟所釋的“禱望”應從龔元華説作“鶴望”，張小豔指出原卷字形與“鶴”字不類，並認爲趙家棟文中的“書日”可能是“盡日”而非“畫日”。趙家棟指出趙靜蓮文中所釋“舡幕”可能是“朋（棚）幕”，用“舡”這一生僻字記音讓人感到費解。景盛軒也表示很難想象在同篇論及的“濟舉三”中，抄手會捨常用字“冬”而用繁化且造字理據(jù)不很明晰的“”字。此外，張小豔再度強調(diào)了近年來高清圖版的大量問世爲重新細讀寫本提供了極爲有利的契機，依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辦的“秦漢簡牘與敦煌吐魯番文書讀書會”，師生一道論辯析疑，爲本次工作坊産出了爲數(shù)不少的優(yōu)質(zhì)成果。

議程最後，張小豔教授代表主辦方致辭表示，本次工作坊聚焦於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規(guī)模不大，但議題集中，使與會學者得以在該領域展開深入有效的交流。工作坊的成功舉辦，得力於各位學者的大力支持和主辦方的精心準備，希望今後有機會能夠與各位學者再聚復旦，繼續(xù)就相關議題交流討論，推進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展現(xiàn)新面貌，走上新臺階。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6月2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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