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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射侯形制新考
聞人軍
摘要: 射藝為《周禮》六藝之一，射侯形制懸疑已久。本文根據(jù)戰(zhàn)國青銅器上的射侯紋飾、《考工記》《儀禮》的相關(guān)記載，重新考證周代射侯形制。周代射侯形式雖多，但以束腰形為主。典型的束腰形射侯包括侯身，左右上個（舌）、左右下個（舌）、上下綱和縜。侯身“廣與崇方”，是正方形。侯身與上下個組成一個大束腰形。侯身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即“侯中”。方形的鵠介于侯中的左右束腰點之間，鵠的邊長為侯身之寬的三分之一。鵠的中央的圓點或圓圈稱為“的”，即靶心。本文據(jù)此繪有復(fù)原圖。
關(guān)鍵詞：《考工記》; 射侯; 形制; 復(fù)原
射藝為《周禮》六藝之一?！犊脊び洝吩唬?span>“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 縜寸焉。”對周代射侯形制，《考工記》與《儀禮》《周禮》等先秦文獻(xiàn)的記載十分簡略，也不太一致。諸家眾說紛紜，鄭眾、鄭玄的注解就不同。歷史上，鄭玄的觀點占優(yōu)勢。南宋林希逸《考工記解》簡化鄭玄注，作侯圖，使讀者易于尋求。清代戴震《考工記圖》也依鄭玄注作侯圖（圖1）[1]，由于戴震的學(xué)術(shù)地位和《考工記圖》的整體價值為世所重，長期以來其侯圖是人們了解射侯形制的首選。然驗之近世出土或傳世的戰(zhàn)國青銅器上的射侯紋飾，諸如：上博楕桮（圖2a）[2]、長島王溝銅鑒（圖2b）[3]、洛陽饗射養(yǎng)老紋銅匜（圖2c）[4]、洛陽戰(zhàn)國銅匜（圖2d）[5]、陜縣后川銅匜（圖2e）[6]、陜縣后川銅盤（圖2f）[6]62、淮陰高莊銅盤（圖2g）[7]等，證明林圖、戴圖失真，侯形錯誤。迄今為止，出土或傳世的帶有射侯紋飾的青銅器或殘片已不下二十件，但射侯紋飾形式多樣，圖像精粗不等，學(xué)術(shù)界的解讀頗有分歧。射侯紋飾資料如何與文獻(xiàn)記載相統(tǒng)一，成為一個難題。
圖1 戴震《考工記圖》所擬侯形圖
（a） 上海博物館藏橢杯刻紋 （b）長島王溝出土的殘鑒刻紋
（c）洛陽饗射養(yǎng)老紋銅匜 （d）洛陽戰(zhàn)國銅匜刻紋
（e） 陜縣后川銅匜上的射侯刻紋 （f）陜縣后川銅盤上的射侯刻紋
（g）淮陰高莊出土的殘盤刻紋
圖2 近世出土或傳世青銅器上的射侯紋飾
1 近現(xiàn)代觀點舉例
關(guān)于周代射侯的形制，近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界有不少研究，下面舉出幾種代表性的觀點，兼提筆者以前的說法，略予介紹。
同治丁卯（1867年），晚清學(xué)者胡夤作《射侯考》，質(zhì)疑戴圖，設(shè)想過幾種替代方案，并創(chuàng)造性地用直角三角形表示上下個（圖3）[8]。他的方案仍有問題，但用直角三角形表示上下個是可取的。
圖3 胡夤《射侯考》所附侯形圖
1972年，林尹《周禮今注今譯》以為：侯中“廣與高相等為一正方形”，“鵠廣為侯中廣的三分之一，亦成一正方形”。侯身在“侯中之上下”，“闊二尺，長倍侯中”。個“附于侯身上下”，“闊二尺，上個長為侯身之兩倍”，“下個除侯身外又長出其半”，等等。[9]林尹的解釋實與戴震所擬侯圖同。
2004年呂友仁的《周禮譯注》說：“孫詒讓總結(jié)前人之說，認(rèn)為侯的主體是侯中，用布縫制而成。侯中的大小，決定于射程的遠(yuǎn)近。每一弓（折合六尺）射程，侯中取二寸。假設(shè)九十弓的射程，侯中的面積就是一丈八尺見方；而侯中的中心是鵠，鵠的大小占侯中的三分之一……鵠的中心是正，正的大小又占鵠的三分之一……正的中心是質(zhì)，又叫的，質(zhì)的大小又是正的三分之一”。呂書重繪了一張侯圖（圖4），與戴震所擬侯圖大同小異。主要區(qū)別是戴圖顯示“鵠”，而不顯示“的”；呂圖不顯示“鵠”，而顯示“的”。[10] 2012年，楊杰《〈三禮〉所見射侯形制考釋》認(rèn)同呂說和呂圖，表示“呂友仁《周禮譯注》有圖示，可參。”[11]
圖4 呂友仁《周禮譯注》所擬侯形圖
上述幾說是從禮書文獻(xiàn)研究出發(fā)的。研究射侯形制，圖像與文獻(xiàn)資料的相互印證是十分必要的，已有不少學(xué)者進(jìn)行了嘗試。
1988年，拙著《考工記導(dǎo)讀》將“梓人為侯”的前幾句譯為“梓人為侯，侯中寬與高相等成正方形，鵠的寬度為侯中寬度的三分之一。”[12]借鑒上博楕桮（圖2a）、長島王溝銅鑒（圖2b）等射侯紋飾，書中說明“整體曰侯，侯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名‘正’或‘鵠’。中間的圓圈即槷（質(zhì)），也就是‘的’（靶心）。”[12]64
1995年，崔樂泉《“射侯”考略》認(rèn)為：“東周時期，侯的形狀多為長方形，既有高度大于寬度的長方形（如成都百花潭中學(xué)出土銅壺上的侯），亦有高度小于寬度的長方形（如上海博物館藏銅楕桮、長島王溝出土殘鑒等上面的侯）。侯上的個、鵠、的等的位置與史書所載較為一致，至少在戰(zhàn)國時期是如此。但這時侯中各部分的比例關(guān)系，卻難與《考工記》等古籍所載的周朝遺制完全相合，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變革在傳統(tǒng)禮制上的反映。”[13]
2000年，揚之水的《詩經(jīng)名物新證》論及：“侯的形制，已多見于各地出土的東周刻紋銅器”。“精者，侯上面的三部分表現(xiàn)得很清楚，如前舉上海桮、陜西匜，以及山東長島王溝東周墓出土的一件殘鑒。亞腰形的侯上繪出云氣紋，然后中間再作出一個小的亞腰形，即所謂‘鵠’。鵠中央一個圓心，便是‘的’。”[14]
2013年，袁俊杰的《兩周射禮研究》認(rèn)為：“綜合諸家解說并參校戰(zhàn)國青銅器人物畫像紋射侯圖案，本書認(rèn)為射侯應(yīng)由三部分組成，即整體曰侯，侯上下邊叫侯緣，包括上下個、左右舌、上下躬。侯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名正，亦稱中。正中心的圓點或圓圈即質(zhì)，或叫鵠，亦稱臬、的。”[15]
2009年劉道廣發(fā)表《“侯”形制考》一文，2012年收入其著《圖證〈考工記〉》，在論證侯的形制時解說：“戴震的圖形和出土器物上所繪‘侯’形不同，戴圖既錯，那么他所依據(jù)的后鄭所注、賈氏疏文不盡可靠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了。”“先鄭所說‘設(shè)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為三丈’，據(jù)文意，他說的‘身’，應(yīng)該指《考工記》‘廣與崇方’的‘侯’自‘身’?！犊脊び洝泛拖揉嵕刺岢?span>‘中’的概念，是因為在‘侯’的形制上，它是‘鵠’所在的區(qū)位，并不是射的目標(biāo)，這個區(qū)位的大小會隨著‘侯’的大小不同而有大小的變化，是不定的，可以不說。而‘鵠’是靶心，是‘射’的目標(biāo)，大小與侯‘身’大小直接有關(guān)，所以要說，故提出‘參分其廣’是‘鵠’的大小。先鄭與《考工記》雖未提‘中’的概念，但‘鵠’所在的‘中間’區(qū)位即是‘中’也是不言而喻的。”[16]
上述幾說或多或少有可取之處。如筆者、揚之水和袁俊杰都試圖把侯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或小的亞腰形）與禮書上的名目聯(lián)系起來，雖然禮書上的相關(guān)名稱比較雜亂，如何命名需要研究，但方向?qū)︻^。當(dāng)然，幾種現(xiàn)有的說法尚不能令人滿意，筆者的舊說也需更新。劉道廣的《“侯”形制考》影響較大，還繪有“侯”形制的示意圖（圖5），但仍有值得商榷和改進(jìn)之處。
例如：在圖5中，“侯中”是邊長為9尺的正方形A1B1C1D1。鵠是邊長為6尺的正方形abcd。關(guān)于圖5的形成過程，劉道廣說：“‘上兩個與其身等’，故EA、FB 和AB 等寬，其張起向外拉力相等，則其力點是：上左個E 至‘侯’右下角D，相交AC的中點e，上右個F 同理相交于BD中點f。”“‘下兩個半之’，不但GC、DH是‘上兩個’EA、BF的一半，即gC、Dh，而且它們的力點也是在‘侯’的一半，‘侯身’AB的中點是O，GC的中點g，從g引至力點O，也相交于AC中點e；同理，Oh也相交于BD中點f。”[16]29 然而射禮張侯時必須通過上綱、下綱系于兩邊之植，牽拉力的方向等于綱繩的方向。在圖5中gG、hH呈水平方向。劉文的受力分析不合實情。有關(guān)“侯中”及束腰形細(xì)節(jié)之辨，詳見下文。
圖5 劉道廣《圖證考工記》所擬侯形圖
2 射侯形制新解
梳理迄今所知的射侯紋飾資料，除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狩獵紋銅鑒殘片作圓形外，其余均為束腰形。其中有四件嵌錯銅壺作豎張束腰形，其他都是橫張束腰形，有些顯示“侯中”，有些無“侯中”?，F(xiàn)參照典型的束腰形有“侯中”射侯紋飾，試析《考工記》《儀禮》的相關(guān)記載，對兩鄭之注擇善而從，試作圖6。
圖6 本文所擬侯形圖
（1）“梓人為侯，廣與崇方”。鄭玄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jié)，侯道九十弓， 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于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 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余有賓射、燕射。”[17]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八十二曰：“云‘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以下通說三射之侯制。凡侯鵠個身之度，皆以侯中為根數(shù)。”[18]“根數(shù)”即當(dāng)今“模數(shù)”。鄭玄、孫詒讓所說的“侯中”，在圖1、圖4中都有標(biāo)示。用射侯紋飾檢驗，證明其說并不可靠。
（2）“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鄭玄注：“其制，身夾中，個夾身，在上下各一幅。”這種理解與已知的射侯紋飾不合，故不正確。鄭司農(nóng)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shè)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 凡為三丈。下兩個半之，傅地，故短也。”[17]1141驗之射侯紋飾，鄭眾這個被鄭玄否定的理解卻是正確的，誠如劉道廣所言，記文所說“廣與崇方”者，實指記文侯“身”，而不是鄭玄所說的“侯中”。假設(shè)侯身一丈見方，今作邊長為一丈的正方形ABCD代表侯身。胡夤的《射侯考》已用直角三角形表示上下個，證之其后才出土的射侯紋飾，以直角三角形代表“個”確實可行?，F(xiàn)以一條直角邊在侯身之半，另一條直角邊靠近上綱或下綱。取身高之中點K、N，上半身接上個△EAK、△FBN，下半身接下個△HDK、△GCN，形成外緣的大束腰形。
（3）“上綱與下綱出舌尋”。“出舌尋”是指上綱與下綱比個（舌）長出八尺。由射侯紋飾可知，這是為了系侯于植之用，并不是舌與植之間的距離等于一尋。
（4）《儀禮·鄉(xiāng)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鄭玄注：“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19] 跡，足跡。此言下綱離地面一尺二寸。
（5）《儀禮·鄉(xiāng)射禮記》曰：“鄉(xiāng)侯，上個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19]1011-1012此處“躬”即記文之“身”。胡夤《射侯考》曰：“《鄉(xiāng)射記》所謂‘中十尺’者，中廣也。‘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分其廣不言分其崇，侯之度，以廣為準(zhǔn)也。”[8]5驗之射侯紋飾，《儀禮·鄉(xiāng)射禮記》的“中十尺”當(dāng)指“侯中”廣十尺，而 “倍中以為躬”說的應(yīng)是“侯中”的高度是侯身之高的一半。按傳統(tǒng)的理解，“侯中”是正方形。但射侯紋飾內(nèi)常見一個略呈長方而束腰的小束腰形，用以表示“侯中”。其上下兩邊的間距就是“侯中”的高度，其上下兩邊的寬度就是“侯中”的寬度。以鄉(xiāng)侯為例，“侯中”高五尺、寬十尺而束腰。
（6）記文未提“侯中”，但指出“參分其（身）廣而鵠居一焉”。圖5的束腰到代表其“侯中”的正方形A1B1D1C1上的e1、f1為止，恐非正解。鵠的寬度為侯身寬度的三分之一，即三又三分之一尺，其高度等于寬度，是正方形abcd。愚意束腰形“侯中”的左右兩側(cè)分別束腰至鵠邊上的k、n，此束腰形使射者便于觀察，得以迅速找到“鵠”的位置。“的”（質(zhì)）在鵠的中心，不言自明。圖6中，侯的外緣為多邊形EFNGHK，里面的多邊形efnghk代表“侯中”，其內(nèi)居中者是鵠，鵠中有“的”，可與紋飾資料圖2（a、b、c、d）等大致對應(yīng)，亦與鄭玄說的“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于人也”相合[17]1141?？a是用以穿繩、固定射侯的圈扣，圖6中省略未畫。
（7）《梓人為侯》有“張五采之侯，則遠(yuǎn)國屬”之語。鄭玄注：“五采者，內(nèi)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云氣焉。”[17]1143陜縣后川銅匜上的射侯刻紋（圖2e）不僅有束腰曲線，而且還顯示云氣紋，應(yīng)代表一種采侯。
綜上所述，典型的有侯中束腰形射侯包括侯身，左右上個（舌）、左右下個（舌）、上下綱、縜。侯身“廣與崇方”，是正方形。侯身與上下個組成侯外緣的一個大束腰形。侯身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形成一個小束腰形，即“侯中”。方形的鵠介于侯中的左右束腰點之間，鵠的邊長為侯身之寬的三分之一。鵠的中央的圓點或圓圈稱為“的”，即靶心。
無“侯中”束腰形紋飾的典型例子見于河南陜縣后川銅盤（圖2f）和淮陰高莊殘盤（圖2g）。圖2f和圖2g似以鵠邊之半為上、下個三角形的一條直角邊，形成束腰?！吨芏Y·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shè)其鵠。”鄭玄注：“鄭司農(nóng)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zhì)。’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shù)于侯道……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17]172-173張濤《青銅器射侯紋飾的圖像學(xué)解讀辨析》（未刊稿）指出，許多禮學(xué)研究者都曾論及：“依靠文字記載研究古代禮制，必須要明確的是，文獻(xiàn)不可能完全是對歷史事實的如實記載，上古禮制文獻(xiàn)的大宗—經(jīng)書尤其如此。十三經(jīng)中的禮書是對先秦大量古書統(tǒng)編并注入了特定的思想理念之后的產(chǎn)物，絕非與一時一地的情況相互對應(yīng)”[20]?？紤]到這種共性，且《考工記》沒有明確提“侯中”，它的簡潔歸納大體上也可涵蓋這類無“侯中”束腰形射侯。
豎張束腰形射侯紋飾見于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采桑宴樂射獵攻戰(zhàn)紋銅壺（圖7a）[21]、故宮藏采桑宴樂射獵攻戰(zhàn)紋銅壺（圖7b）[22]、1977年陜西鳳翔高王寺窖藏出土的射宴嵌錯銅壺（圖7c）[23]。高王寺射宴嵌錯銅壺有兩件，形制相同，紋飾稍異。這幾件銅壺的年代屬戰(zhàn)國早期[15]456。王傳明、姚娟娟的《戰(zhàn)國嵌錯銅壺射禮畫像的錯與對》將故宮藏銅壺的射侯稱為“豎張的亞字形射侯”[23]，實可用來概括此四壺的射侯。因為豎張之故，其上下個（舌）從侯身的四角向上下伸出或斜出，外形高度大于寬度。尤其是圖7c的四個射侯，假如將其旋轉(zhuǎn)九十度，就能明顯看出與常見的束腰形射侯頗為相似。
（a）成都百花潭出土采桑宴樂射獵攻戰(zhàn)紋銅壺刻紋 （b）故宮采桑宴樂射獵攻戰(zhàn)紋銅壺刻紋
（c）鳳翔高王寺宴飲射獵紋銅壺刻紋
圖7 豎張束腰形射侯紋飾
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圓形射侯的文獻(xiàn)記載?！段奈铩?span>1962年第2期發(fā)表梓溪《戰(zhàn)國刻繪燕樂畫象銅器殘片》一文，第3頁的圖版上出現(xiàn)一種圓形的紋飾。[24]王恩田認(rèn)為這“圓形”物是一種“侯”。[2]有學(xué)者以為“王文把故宮殘片一例圓形物當(dāng)作‘侯’，是對‘鼓’的誤判”[16]26。學(xué)術(shù)界大多認(rèn)可此圓形物為“侯”。如揚之水認(rèn)為：“故宮藏一件戰(zhàn)國刻繪銅器殘片，射禮場面中的侯，作圓形，或者可以認(rèn)作布制的采侯。”（圖8）[14]231-232
圖8 故宮博物院藏燕射狩獵紋銅鑒殘片刻紋
3 結(jié)語
上文分析了多種周代射侯形制, 形式雖多，然以束腰形為主。典型的束腰形射侯包括侯身，左右上個、左右下個、上下綱和縜。正方形侯身的邊長是整體設(shè)計的基數(shù)。侯身與上下個組成一個大束腰形。侯身中略呈長方而束腰的部分即“侯中”。侯中的左右束腰點之間是方形的鵠，其邊長是侯身之寬的三分之一。鵠的中央為圓形的“的”，即靶心。
近來《光明日報》刋出彭林《紙上得來終覺淺——為何《儀禮》需要做復(fù)原研究》一文。“《儀禮》復(fù)原與當(dāng)代日常禮儀重建研究”是清華大學(xué)承擔(dān)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射禮復(fù)原研究亦涉及射侯形制。文末宣示：“由于復(fù)原，我們解決了不少疑問，也發(fā)現(xiàn)了許多前人未曾提出的難題，如《鄉(xiāng)射禮》豎立箭靶的東西支柱，左右斜插，上寬下窄，違反力學(xué)原理，如何固定？再如，報靶用的‘旌’高達(dá)4.58米，重心過高，如何舉起后左右搖動？如此等等，時時撥動著我們探索的心弦，激發(fā)起更強烈的研究欲望。”[25] 若遇“難題”,也有同感。愚見青銅器上的射侯紋飾在在表明，當(dāng)時箭靶的確如文獻(xiàn)所載上寬下窄, 豎立箭靶的支柱，左右斜插。箭靶既大又重, 如果豎立箭靶的支柱左右直插, 支柱容易向內(nèi)側(cè)傾斜。上綱或下綱施于支柱的拉力分解為沿支柱縱軸向和垂直于縱軸向的兩個分力，沿支柱縱軸向的作用力把支柱往上拔，結(jié)果支柱有傾倒之虞。反之, 如果豎立箭靶的支柱左右斜插, 上寬下窄, 上綱或下綱施于支柱的拉力分解為沿支柱縱軸向和垂直于縱軸向的兩個分力，沿支柱縱軸向的作用力把支柱往地下插，有助于支柱屹立。由此可知, 古人采用這種固定方式當(dāng)來自實踐經(jīng)驗, 并非違反力學(xué)原理。當(dāng)然, 復(fù)原中需解決不少實際問題，拙見略供參考。
周代射侯形制仍有不少方面有待研究。預(yù)期日后會有更多的考古發(fā)現(xiàn)，隨著出土射侯紋飾資料日漸豐富，學(xué)術(shù)界對先秦射侯形制的認(rèn)識將更接近歷史真相。
說明：本文原刊于《咸陽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21年3月第36卷第2期，第7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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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4月24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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