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霸伯山簋的自名和青銅器中舊稱所謂的波曲紋
（首發(fā)）
付 強
上海三唐美術(shù)館
（一）
霸伯山簋共有二件，出土於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107:35，發(fā)掘簡報對於其形制和紋飾有詳細的描述，我們轉(zhuǎn)錄如下：
蓋平面為圓角長方形，頂面和四邊壁面微隆，頂面外緣一周矗立八個山峰形提手，四角提手較高，中間較低，蓋子口內(nèi)折，舌較短，內(nèi)斂較甚。器身敞口，卷沿上翹，方唇，斜直腹，平底略圜，下接圈足，足外撇且下折成階，足底面斜平內(nèi)折，內(nèi)側(cè)有折溝，口、腹、圈足橫截面均為圓角長方形。上腹左右兩側(cè)置龍首形。蓋頂面淺浮雕四隻大鳥紋，兩隻一組，每組二鳥相對。鳥昂首前視，圓目凸出，長冠前部下垂向後卷折， 冠羽分二股，內(nèi)側(cè)一股冠羽末端向後卷折至尾部，短身，身下一足，長尾分二股，後曳而回卷，尾下有雲(yún)形分尾。鳥頸飾陰線羽紋，身飾陰線雲(yún)紋。頂面中部飾一菱形紋。以陽線雲(yún)雷紋為地。蓋四壁淺浮雕八隻鳥紋，每面兩鳥鳥首相對，以簡化獸面紋為界。鳥圓目凸出，冠羽分兩股，前股粗壯而長，前伸而下折回卷，後股較細而短，後曳而上卷，短身，身下兩足，分尾，向後平伸而上折回卷。以陽線雲(yún)雷紋為地。蓋頂四角山峰形捉手外面主紋為翎 眼紋，地紋為陽線雲(yún)雷紋，山形上部和提手間隨山峰走勢飾以雙陰線紋。山形捉手內(nèi)面飾蟬形陰線雲(yún)紋，其上也以雙陰線相連。器身上腹部飾八隻鳥紋，每面兩隻，與蓋壁面鳥紋略同，正、背面二鳥間以高浮雕獸頭，獸頭凸圓目，目中部有凹坑，彎眉上翹，高鼻樑，鼓腮，平吻，橫“Ｃ”形寬大雙角，額飾菱形紋，腮飾斜陰線紋。器身兩側(cè)二鳥間以龍首形，雙空腔，龍首圓目凸出，目中部有凹窩，頭上立圓柱狀雙角，角首略粗，寬額，棱角分明，面凹曲，鼻樑塌陷，吻部凸出，口兩側(cè)露尖齒，面飾陰線雲(yún)紋，額中部飾陰線菱形紋，耳面飾陰線紋，角前面飾心形雲(yún)紋，角後面飾蟬形雲(yún)紋，角首面飾陰線渦紋。器身中、下腹飾寬波帶紋，以三周陰線將寬波帶分為寬窄不等的四重波帶，波峰間飾雙陰線勾勒的心形和口形紋，以陽線雲(yún)雷紋為地。圈足上飾兩周凸弦紋。蓋和器身合範分鑄，蓋四壁中部獸面紋及其上部山形捉手中部各有一條豎向範線。器身拐角各有一條豎向範線。耳腔內(nèi)、圈足內(nèi)拐角處存有少量範土。底面有“Ｘ”形雙陽線加強筋，對角分佈。圈足內(nèi)壁與外底面轉(zhuǎn)折處有六個三角形支撐，正、背面各二個，兩側(cè)中部各一個，對稱分佈。蓋四壁面、山峰形捉手和外底面均有縮孔。器身底部有墊片，不甚明顯。龍首耳腔內(nèi)與器身結(jié)合部有方形墊片。整器打磨較好，紋飾經(jīng)打磨。[1]
霸伯山簋
霸伯山簋銘文
蓋和器底對銘，器銘七行五十字（含合文一、重文一）：
隹（唯）十又一月，井叔來
（鹽)，蔑霸白（伯）
（曆），事（使）伐用
（疇）二百、丹二
（糧）、虎皮二，霸白（伯）拜稽首，對揚井叔休，用乍（作）寶山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發(fā)掘者對於M1107墓葬的年代斷定為西周中期偏早階段，晚於大河口墓地M1的年代[2]。所以我們認為霸伯山簋的相對年代也應該屬於西周中期偏早階段，大致相當於穆王時期。
銘文中自名的“山簋”，為金文中首次出現(xiàn)，對於其含義，發(fā)掘簡報沒有解釋，下面談談我們的一點看法。山簋，山用來修飾簋，有兩種可能，一是表示簋的用途，如金文中常見的旅鼎、食簋、祼同、醴壺、馨簋、沐缶、鬱彝等[3]，但是我們看“山”沒有表示用途的含義，所以這個可能是不存在的。二是用來形容簋的形制或紋飾，先看霸伯山簋的形制，簋的蓋子非常的奇特吸引人，無論從正面看，還是側(cè)面看都是三個山峰和一個象形的“山”字，所以這件簋自名為“山簋”應該就是這個含義。
霸伯山簋蓋的側(cè)面與正面
這種情況屬於青銅器中的銘與器照應的現(xiàn)象，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青銅器的形制與銘文內(nèi)容照應，山簋就屬於這種情況。還有如作冊般黿、盠駒尊、晉侯銅人，子之弄鳥尊等。二是青銅器的紋飾與銘文照應，如貉子卣等?！吨芏Y·司尊彝》裡有“山尊”，鄭玄注“山”為“有山雲(yún)之象”[4]。霸伯山簋的主體紋飾是波曲紋，也叫波帶紋、環(huán)帶紋，山紋[5]，從西周中期開始流行，西周晚期非常常見。所以“山簋”，也有可能是指這種紋飾，這也進一步證明我們現(xiàn)在稱作波曲紋的紋飾，西周時期真正的含義不是水波的形狀，而是描寫山巒起伏的形狀。證明鄭玄注山尊，山為“有山雲(yún)之象”，是可信的。三是青銅器的花紋構(gòu)圖與銘文文字構(gòu)形照應。如尹舟簋、牛方鼎、鹿方鼎、子龍鼎等。關(guān)於青銅器中的銘與器照應的現(xiàn)象，大家可以參看陳英傑先生的《談青銅器中器與銘相照應的現(xiàn)象》[6]一文。
下面我們附帶談一下與“山”字紋飾有關(guān)係的青銅鏡，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流行一種山字紋飾的鏡，根據(jù)山字的數(shù)目，可以分為三山鏡、四山鏡、五山鏡、六山鏡?！短倩ㄍょR譜》、《小檀欒室鏡影》稱為山字鏡，梅原末治稱為丁字鏡，有的歐美學者稱為“T”字鏡[7]。這種鏡子上的主體紋飾到底是不是“山”，《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17著錄有一件四山四鹿紋鏡，鏡背飾四山字形紋，其間有四幼鹿。瑞典遠東博物館藏有一件四山一犬三鹿紋鏡，另藏有一件三山一犬二路鹿鏡，李學勤先生認為這些山字形銅鏡所飾的動物都表示的狩獵的含義，狩獵成為當時鏡子上的紋飾主體，已有洛陽金的錯金銀鬥獸紋鏡等例證[8]。狩獵動物圖像同“山”字紋結(jié)合，就證明這種紋飾確實表示的是“山”。
四山四鹿紋鏡
三山一犬二鹿鏡
綜上，霸伯山簋銘文中“山簋”的含義是對這件簋蓋形制和簋身主體紋飾的描述，屬於青銅器中的銘與器照應的現(xiàn)象，西周中期青銅器上開始流行的我們所謂的“波帶紋、環(huán)帶紋”西周時期稱為“山紋”。山紋在西周中期就存在，戰(zhàn)國時期楚國流行一種山字紋飾的鏡，我們稱之為山字紋是沒有錯的。
（二）
從西周中期青銅器上開始流行一種帶狀的高低起伏的新紋飾，類似水波，學者們多稱之為波曲紋、波帶紋、環(huán)帶紋、波紋等。春秋早期發(fā)展到頂峰，春秋中期開始衰落，戰(zhàn)國中期徹底消失。據(jù)彭嫦先生的統(tǒng)計，目前飾有這種紋飾的青銅器共有87件[9]，當然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不斷出土，將來一定會越來越多。
典型波曲紋
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將波曲紋劃分到幾何紋飾中，並依照波帶上下所填不同將其分為七類：波帶上下填以竊曲紋；波帶上下填以竊曲紋及環(huán)紋若字；波帶上下填以雲(yún)雷紋；波帶上下填以兩環(huán)；波帶上下各異，腹部填以雲(yún)雷紋；波帶上填竊曲紋，下填首頭；波帶上下環(huán)帶兩重[10]。之後在與張維持合著的《殷周青銅器通論》中認為，波曲紋是由三角形紋進行拉長之後，使其交互角改為弧形，依照一定的距離連續(xù)形成的[11]。
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銅器紋飾》中將波曲紋劃分到獸體變形紋類，認為這種紋飾是變相獸體紋飾的一個突出創(chuàng)造，是龍蛇體驅(qū)變形後的圖案，如果把龍紋的頭部去掉，就產(chǎn)生了波曲紋[12]。
朱鳳瀚先生在《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將波曲紋劃分到簡省、變形動物紋中，認為其與龍紋中單首雙身龍紋比較可以看出，單首雙身龍紋中作波狀身軀形的空間填心或口狀紋飾的構(gòu)圖與波曲紋極為相似[13]。
經(jīng)過梳理我們發(fā)現(xiàn)，在對波曲紋本質(zhì)的認識上，學者們分為兩派。容庚、張維持先生認為波曲紋屬於幾個紋飾，是由三角形紋進行拉長之後，使其交互角改為弧形，依照一定的距離連續(xù)形成的。馬承源、朱鳳瀚先生認為波曲紋屬於省簡的動物紋飾，是由龍蛇省掉頭部的軀幹形成的。那麼到底西周時期波曲紋的構(gòu)圖本義是什麼，這裡我們提出一點看法。
2009年發(fā)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107:35，出土有兩件霸伯山簋。簋的時代屬於西周中期偏早階段，大致相當於穆王時期。自名為“山簋”，對於解決上述波曲紋的構(gòu)圖本義有重要的價值，我們先把簋的銘文轉(zhuǎn)錄出來：
隹（唯）十又一月，井叔來 (鹽)，蔑霸白（伯）（曆），事（使）伐用（疇）二百、丹二（糧）、虎皮二，霸白（伯）拜稽首，對揚井叔休，用乍（作）寶山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上面我們已經(jīng)對“山簋”的含義作了詳細的論證，“山簋”的含義是對這件簋蓋形制和簋身主體紋飾的描述，屬於青銅器中的銘與器照應的現(xiàn)象。所以西周中期青銅器上開始流行的我們所謂的“波帶紋、環(huán)帶紋”西周當人稱為“山紋”。
波曲紋是山紋，還有兩個證據(jù)，一是朱鳳瀚先生在《中國青銅器綜論》中已經(jīng)明確指出波曲紋或稱山紋。二是《周禮?司尊彝》裡有“山尊”，鄭玄注“山”為“有山雲(yún)之象”。“山尊”，鄭玄認為是青銅尊上飾有山雲(yún)的紋飾。其實這種紋飾就是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將波曲紋依照波帶上下所填不同將其分為七類中的，波帶上下填以雲(yún)雷紋；波帶上下各異，腹部填以雲(yún)雷紋；換句話說，就是以雲(yún)雷文襯地的波曲紋。
雲(yún)雷文襯地的波曲紋
綜上，我們認為青銅器中舊稱的所謂波曲紋、波帶紋、環(huán)帶紋、波紋等，西周人稱為山紋，其構(gòu)圖的本義並不是水波的形狀，而是描寫山巒起伏的形狀。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翼城縣文物旅遊局聯(lián)合考古隊，山西大學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fā)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
[2] 同上。
[3]付強：《談談青銅豆形簋的幾種別稱》，武漢大學簡帛網(wǎng)，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18，2017年1月29日。
[4] 楊天宇：《周禮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0-303頁。
[5]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1頁。
[6] 陳英傑：《談青銅器中器與銘相照應的現(xiàn)象》，《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四輯，巴蜀書社，2016年，第1-25頁。
[7]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0頁。
[8] 李學勤：《上海博物館的兩面銅鏡》，《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6-161頁。
[9] 彭嫦：《周代青銅器波曲紋研究》，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第40頁。
[10]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臺灣大通書局印行，1973年，第131-132頁。
[11]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8頁。
[12]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5-26頁。
[13]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1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8年4月28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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