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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侯夨簋學(xué)案綜理

（首發(fā)）

王一凡

河北師范大學(xué)考古學(xué)系

宜侯夨簋是長江三角洲地區(qū)出土的一件具有115字可辨認釋讀銘文的重要的西周青銅器。近七十年來，它深深地影響著，甚至左右著學(xué)界對于吳國歷史的認識與解讀?；诒疚牡谝恢寥聦﹂L江三角洲地區(qū)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譜系與格局研究，該簋的意義顯得更加重大，作為“吳國第一器”[1]，為了使學(xué)界跳脫出“經(jīng)書史籍”對吳文化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qū)青銅文化認識與研究的束縛，此器亟待學(xué)界重新認識。為了客觀的厘清宜侯夨簋能夠提供給歷史研究者的信息，我們在此以時間為線索，對其進行充分的梳理，以作申論。

一、“層累”的信息

1954年

6月，據(jù)說一名叫聶長保的村民的兒子丹徒縣龍泉鄉(xiāng)煙墩山南麓掘出12件青銅器，其中鼎1，鬲1，簋2，大盤1，小盤1，盉1對，犧觥1對，角狀器1對（其中便有宜侯夨簋）[2]。

1955年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文物參考資料》第5期上刊登了《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一文，代發(fā)掘清理簡報。該文文字一頁，圖版四頁，整體較為簡潔，文中說明“古銅器為聶長保的兒子在翻地時陸續(xù)掘出，古銅器出土地點在朝南的山坡上，山上有一‘烽火臺’”，根據(jù)地方呈交的報告推斷：這處遺存應(yīng)為一個大墓與兩個陪葬坑。[3]圖版刊登了宜侯夨簋的照片，銘文照片、拓片，青銅犧觥1件，青銅盉1件，青銅角狀器1件，青銅鬲1件，青銅鼎1件，青銅簋1件，青銅大盤1件，青銅小盤1件，“陪葬坑”小銅鼎2件，共計12張圖片。

在清理簡報之后，刊登了陳夢家先生與陳邦福先生對宜侯夨簋銘文的考釋與對該器的初步研究。陳夢家先生提出：“該簋銘文記述了四月丁未這一天祭祀武王，之后成王征伐商奄之鄙的到東國之鄙，遂即在宜地舉行祭祀，齊侯助祭。成王令夨侯于宜，并賞賜給他玉器、弓矢、土地、牛、人鬲，認為宜地在東國之鄙，作器者為名“夨”，原為虔侯，這次被封為宜侯，其父為虔侯父丁。將此器定位成王時期，并基于虔公父丁，將該簋中的夨認為即是西周金文中的作冊夨。”[4]

陳邦福先生：“將銘文開頭釋讀為‘四月辰在丁子’，而非‘丁未’，釋第三行‘王入于俎’，‘俎’為一地名，在雒邑邊鄙幾百里之間，并進一步得出文中的五個‘俎’字都是地名，之后記載成王冊命并賞賜‘俎侯夨’，土地、器物、人民[5]。陳邦福之文并未對‘夨’，‘宜侯’，‘虔公父丁’為何人進行探討。

1956年

年初，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第1期《文物參考資料》上，刊登了煙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的補充材料[6]。該文只有兩頁，文字甚少，由15張圖片組成，認為此次發(fā)掘的西周墓由“大坑”，“附葬坑一”，“附葬坑二”組成，其中補充的大坑出土物有銅馬飾115件，銅鐏1件，銅箭鏃4件；附葬坑一補充了小銅鼎1件，石研磨器1件；附葬坑二補充了小銅鼎3件，銅鐏1件，青釉陶簋1件，青釉陶豆2件。

在《考古學(xué)報》1956年第1期上，郭沫若先生發(fā)表《夨簋銘考釋》一文，在器銘左側(cè)中部一小破片被修復(fù)移正后，對簋銘進行了釋讀。與陳夢家、陳邦福二位先生不同，郭沫若認為：“銘文中兩個‘圖’字均為圖繪之圖，再聯(lián)系古代廟堂中有筆畫，認為‘圖’在此處指繪有武、成二代伐商、巡省東國史事的圖畫。第一次將銘文中‘’字釋為‘宜’字，并推定其地望在今丹徒附近。”銘中相關(guān)受土、賞賜內(nèi)容，郭與二陳無較大出入，文末郭結(jié)合夨令簋與夨令彝，認為：“在夨令簋與夨令彝中，夨之父為父丁，與宜侯夨或虔侯夨所祭之父虔公父丁應(yīng)為同一人，故宜侯夨（或虔侯夨）與‘夨令’亦應(yīng)為同一人?！辈⒋似鞫ㄔ诔赏跏?，認為成王為生號而非死謚[7]。

以上三家考釋，還未開始將“虔公”、“虔侯”、“宜侯”與“吳”相聯(lián)系。

而在《考古學(xué)報》1956年第2期上，唐蘭先生與前人釋“”為“虔”不同，第一次將“”釋讀為“虞”，認為“”字從虍從夨，是虞字的早期寫法。將第三行釋為：“虞侯夨曰： □候于宜。賜豈”。之后賜玉、賜弓矢、賜土、賜牛、賜人鬲的解釋與前人相差無大。唐蘭先生對此器的王世也提出了新的見解，根據(jù)武王、成王連稱，形制，花紋，簋銘文體，第一次將此器定在康王世。對于虞侯、虞公為何人，唐蘭先生論到：“西周初年存在三個虞，一個媯姓[8]，封在陳。另兩個為姬姓，一個為武王克殷后，封于周之北故夏虛的周章之弟虞仲；另一個為地處南方的，后因方言緣故，稱為‘攻吳’的‘吳’?！畢恰c‘虞’是一樣的?！庇纱诉M一步論證，虞侯夨（后改封為宜侯）必是姬姓之虞，且銘文中出現(xiàn)“東或”、“南”，故不是北虞。又根據(jù)“夨”與“周章”聲母接近，推測宜侯夨就是周章。至于銘文末尾的虞公父丁，唐蘭先生認為，虞公不是仲雍，而是仲雍的后世，周章的父親——叔達[9]。這是第一次將宜侯夨簋與吳國早期歷史相聯(lián)系的討論。

岑仲勉先生在其著作《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一書的附錄中，也對宜侯夨簋銘進行了釋讀嘗試。將“”解釋為“胙俎”之意，認為是周公旦后裔的胙國，夨是胙侯。分封胙國的目的是遏制商族，故周天子分封一親王子孫到此地，并賜給其“王人”。岑先生并未言明該簋的王世，只是定在了成王后某一王[10]。

譚戒甫先生將此器定在康王世，在“”的隸定上，贊同二陳，認為作“鄙”意，解釋為邊鄙。對于“”字則隸定為“柤”，是占有彭城東北，淮夷西北一帶地方的國家；將虔地地望定在今山東東阿縣西南。譚戒甫還佐以乖伯簋銘中“九年九月甲寅”是康王九年為已知，遂推測到：甲寅是三十日，則下面二月當(dāng)?shù)搅丝低跏?，己未是初五。四月若是乙卯朔，丁巳就是初三，戊午就是初四，那么九年是康王九年為妥，繼而確定了宜侯夨簋的紀年銘文是“惟四月辰才丁巳”，即“康王九年四月丁巳。”[11]

白川靜先生在《金文通釋》中對此簋銘的釋讀大體采取國內(nèi)諸家說，然在“”的釋讀上與前人不同，第一次將“”釋為“虎”，認為夨是由“虎后”徙封為“宜侯”的[12]。

1957年

陳直先生發(fā)表《考古論叢》一文，文中第三部分討論鎮(zhèn)江新出的夨簋。認為夨簋與《貞松堂集古遺文》著錄的令敦、令彝、令尊作器者為同一人，夨是管理殷頑民的人，并考證：作冊大是夨的父親，虔公為其封爵，夨本人官職為作冊，承襲虔公，后改封侯[13]。

經(jīng)歷了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熱烈的討論之后，宜侯夨簋突然淡出了學(xué)界切磋的舞臺。直至1981年重新見于專題論文的這近30年間，僅有1957年《商周金文錄遺》[14]，1958年《陜西江蘇熱河安徽陜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15]，1963年《江蘇出土文物選集》[16]三書以圖片形式收錄了該器。

1981年

宜侯夨簋重新出現(xiàn)在青銅器、古文字學(xué)的論著里。郭寶鈞先生在《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一書里，簡要提及此器，認為頗為重要，定其在康王世[17]。

1982年

胡順利先生發(fā)表了《對<宜侯夨簋考釋>一文的看法》一文，直截了當(dāng)?shù)谋砻髯约簩σ撕顗黧鴦e、時代、器主的看法，雖然胡文與唐文的在王世上的看法一致，均認為是康王器，并將宜侯夨所居之地，定在簋的出土地點丹徒煙墩山附近，認為此地即是“宜”，是西周經(jīng)略東南的據(jù)點。不過胡先生提出：“宜侯夨簋不是吳文化的遺存，只是一件表明西周王朝政治勢力能夠到達東南地區(qū)的實證?！?a href="#_edn18" name="_ednref18" title="">[18]

劉啟益先生發(fā)表了《西周夨國銅器的新發(fā)現(xiàn)與有關(guān)歷史地理問題》一文，文中釋“”為“虞”，而非“虔”或“虎”。釋“”為“宜”。由此提出，宜侯夨在沒有被徙封于宜之前，是姬姓的虞侯，康王時，虞侯夨被封至宜地，其子孫在此定居，建立了后世的句吳。而太伯所奔之吳則在岐山以西，“虞”同“吳”。夨則是句吳在江蘇地區(qū)的第一世，他本人可能是仲雍后裔的一支，因徙封而到了今江蘇一帶。至于夨至壽夢稱王之間的歷史，則因為時間久遠、斷發(fā)文身而缺失，而后人將太伯所建立之吳附會到江蘇，就造成了這段歷史雖有本可依，但略有失真[19]。

李伯謙先生在肯定唐蘭先生看法的同時，從形制、花紋、銘文字體等方面將此簋的年代定在了昭王之世，夨是郭沫若先生考證的夨令；并認為周章若是夨，歷經(jīng)武、成、康、昭四世九十余年以超過一百歲，故宜侯夨為周章是不可靠的[20]。

1983年

黃盛璋先生發(fā)表《銅器銘文宜、 虞、 夨的地望及其與吳國的關(guān)系》一文，在釋“”字時，采用了郭沫若先生的說法，認為指伐商、東國的地圖。而宜地不在吳國境內(nèi)，亦不在丹徒，在周人前往東方（東國）的通道上，宜地與鄭相臨，與虞不遠，即后來的河南省宜陽縣，地處洛陽西往沿洛水的通道中。虞地則在從晉至虢的通道上，以今山西平陸張店古城附近為最有可能的地區(qū)。由此將煙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與史書中記載的太伯、仲雍之吳完全分離，夨國不是虞國或吳國。并認為此簋與丹徒煙墩山1954年出土的其余青銅器極有可能是后來帶到此地的[21]。這是學(xué)界第一次用與宜侯夨簋同出的器物為證據(jù)，提出宜侯夨簋并非吳器，而是后世帶來的之觀點。

在河北省歷史學(xué)會第三屆年會上，沈長云先生提交了《談銅器銘文中的“夭王”及相關(guān)歷史問題》一文，文中對于“”字的釋讀與諸家不一，沈先生認為“”應(yīng)為“夭”字，非“夨”，但推測西周“夭國”與“吳國”實際是一回事。提出太伯、仲雍所奔之地為汧隴地區(qū)，而所謂仲雍后人改封至東南地區(qū)的“吳地”仍值得商榷[22]。

1985年

李學(xué)勤先生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宜侯夨簋與吳國》的標志性文章，第一次將宜侯夨簋與吳國在文章標題中鮮明的聯(lián)系在一起。[23]釋“”為“圖”；釋“”為“虞”；釋“”為“宜”；釋“”為“瓚”。將簋銘大意通釋為：“周王（康王）在四月丁未這天閱看武王、成王伐商圖，又看了東國圖，（康王）在賜命前進行占卜，后命虞侯夨徙封于宜，康王賞賜夨豈鬯一卣，璋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又賞賜山川土地，人鬲。宜侯夨感念王的恩德，做了紀念虞公父丁的寶器?！?a href="#_edn24" name="_ednref24" title="">[24]認為宜地在東南，太伯、仲雍時稱“吳”也即是“虞”，到了東周，為了區(qū)分南吳和北虞才“吳”、“虞”相分，不再混同，按照慣例“虞侯遷宜，可稱宜侯，也可以繼續(xù)稱虞(吳)?！?a href="#_edn25" name="_ednref25" title="">[25]故由此推定簋銘末尾的“虞（吳）公”即可能是吳國事實上的始封之君“周章”，而“夨”的輩分相當(dāng)于熊遂。李文最后附帶贊同了唐蘭先生的看法：“宜侯夨與作冊夨不是同一人。”此文，可以說是宜侯夨簋與吳文化相關(guān)聯(lián)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依稀掀開了籠蓋在吳國早期歷史上的神秘面紗，不過也引起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江蘇及東南地區(qū)的考古、歷史學(xué)者，對吳文化的躍進式研究。

1986年

唐蘭先生在其集大成之作《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錄“俎侯夨簋”。在說明中重申了這件器的作者是虞公父丁之子，虞侯夨是周章，遷虞侯作俎侯是康王世的史事，而俎國即后來的吳國[26]。

1987年

楊向奎先生發(fā)表《“宜侯夨簋”釋文商榷》一文，在文中，楊先生總結(jié)到：“前人的立論基礎(chǔ)均為主張宜在今丹徒一帶，丹徒屬勾吳境內(nèi)，故產(chǎn)生了一系列推論?！?a href="#_edn27" name="_ednref27" title="">[27]楊先生大體上同意唐蘭先生的隸定，并認為唐蘭先生定虞侯夨為南吳，劉啟益先生定虞侯夨為北虞（今隴縣），后改封至宜才建立南吳，二說均可商量。分歧之源頭，則在于《史記》中關(guān)于太伯、虞仲等人物間關(guān)系的記載不清：《史記·周本紀》載太伯弟為虞仲[28]，《史記·吳太伯世家》謂太伯弟為仲雍[29]。后世注家中《索隱》、《正義》[30]認為仲雍、虞仲為一人，而《史記會注考證》引顧炎武之說，認為虞仲為仲雍曾孫[31]，唐蘭先生即以此為本。最后楊先生也同意“宜”在吳地即丹徒一帶，《周本紀》與《吳太伯世家》所載太伯奔吳之事可信。

董楚平先生專題考釋了“虞”、“宜”二字，認為簋銘中的“虞”指在今山西平陸縣，即北虞[32]。

1988年

鎮(zhèn)江博物館劉建國先生在先前贊同唐蘭、李學(xué)勤先生觀點的基礎(chǔ)上，開始懷疑宜侯夨簋吳器說,作《宜侯夨簋與吳國關(guān)系新探》一文。劉先生首先根據(jù)丹徒及附近并未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屬于周文化的遺址對簋銘中所載的“數(shù)量眾多在宜王人”提出了質(zhì)疑。隨后從這一地區(qū)西周時期墓葬形制、陪葬品等方面與周禮的不符，開始懷疑生活在此地人群的族屬，并認為宜侯夨簋的銘文記述的宜國形勢、特征與丹徒一帶的考古學(xué)文化面貌是相差巨大的，故說明宜的地望并不在今丹徒一帶，楊先生更贊同宜在中原東部地區(qū)的說法。至于掘出此簋之墓的主人，從葬制與隨葬品文化因素上看，皆應(yīng)是這一地區(qū)的土著首領(lǐng)或方國君主（朱方族群最有可能），與宗周人群無關(guān)，此簋朱方國語宜國戰(zhàn)爭后，俘獲的宜國重器。而朱方族在此地創(chuàng)造的句國，在吳國對外擴張中被兼并[33]。這篇文章，是對宜侯夨簋歸屬問題及其能否反映吳國早期史事的首次反思。不過，此文并未對吳國主要人群的歸屬進行探討，使得吳國好似在西周中后期突然出現(xiàn)在了東南地區(qū)一樣。

陸九皋先生在1986年紀年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吳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宣讀《從夨簋銘文談太伯仲雍奔吳》一文（論文集1988年出版，故列與此條）。重申了夨簋與太伯仲雍的聯(lián)系，認為該器銘文是吳國歷史最早的文獻資料。贊同唐蘭先生之說：夨是仲雍第四代孫周章所作；“宜”，“虞”，“吳”三字是一樣的。并強調(diào)，太伯奔吳之史事是可信的[34]。

1989年

《考古與文物》第6期，正式刊登了沈長云《談銅器銘文中的“夭王”及相關(guān)歷史問題》一文，與1983年相比，未作較大改動[35]。

1990年

對于宜侯夨簋的研究首次跳脫出文字隸定與宜、虞、夨關(guān)系的討論，將研究重點放置于銘文所見西周初期的地圖上——《武王、成王伐商圖》、《東國圖》，王克陵先生發(fā)表《“宜侯矢簋”銘文記<武王、成王伐商圖>、<東國圖>及西周地圖綜析》一文，提出：《武王、成王伐商圖》為軍事形勢圖，《東國圖》為政治疆域圖，并討論了西周的地圖管理與“圖室”的相關(guān)歷史[36]。全文雖未有直接討論銘文之處，不過也可以見得作者對于銘文釋讀的傾向，其立論依據(jù)是釋“”為“圖”。

而曹錦炎先生則在這一年提出了與學(xué)界主流觀點大不相同的看法，定宜侯夨簋絕不是吳器，釋“”為“虎”，宜侯夨是由“虎”地改封“宜”地的，銘文中的夨與周章沒有關(guān)系，而虎侯的身份，文中更傾向是武王滅商后分封在“虎”地的同姓諸侯。雖然曹先生基本上承認吳國早期歷史及太伯奔吳的史事，但他認為宜侯夨簋與1982年在附近所出的母子墩銅器僅能代表有一支周人勢力南下，其與吳的關(guān)系，仍需通過深入開展考古工作來探明[37]。

夏含夷先生在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A Review Articl一文中考證，宜侯夨簋紀念的分封史實中，宜地位于洛陽以南的宜水之上[38]。

1992年

董楚平先生在其著作《吳越徐舒金文集釋》中用較大篇幅在此書首篇討論了宜侯夨簋，從節(jié)標題看，董先生將此器作為重要的吳國禮樂器。從文字看，釋“”為“宜”，贊同唐蘭先生的觀點，釋“”為“虞”。認為仲雍始封北虞之君，故稱虞仲，簋銘中的虞公、虞侯夨父子原為北虞君臣，以虞為氏，周王封虞侯夨到南方為宜國君主，故簋銘中又自稱宜侯夨。江南地區(qū)的南吳是從北虞中，由此次分封產(chǎn)生的。而虞公是季簡，其子為叔達。季簡相當(dāng)于武、成之世，叔達相當(dāng)于康王之世，恰與此簋時代相當(dāng)，故夨是叔達，叔達是字，夨是名[39]。此說其實是將奔吳的太伯、仲雍與后世的季簡、叔達在世系血緣上進行了分離，由此提出了虞公、虞侯夨父子原為北虞君臣后分封建立南吳的觀點。

顧孟武先生通過簋銘分析了周初吳國的戰(zhàn)略地位，認為北虞之后的虞侯夨被徙封到江南宜地，是周初對東方問題考慮的結(jié)果。對于虞公身份的考察，顧先生不同意其是君吳的周章，而更有可能是周章之弟，封于北故夏虛的虞仲，夨則是其子。那么“宜”與“吳”是東西配合的位于東南方的兩個封國，扼制著東方西周的疆土[40]。

1993年

謝元震先生深入考釋了“宜”字，認為“宜”地的地望可能在儀征附近，“儀”與“宜”有線索可推，同意宜侯夨簋的夨與夨令簋、夨令方彝、夨令尊的夨令是同一人的看法[41]。但并未將虞、宜、夨與吳國和吳國君系相聯(lián)系。

沈長云先生在《<俎侯夭簋>銘文與相關(guān)歷史問題的重新考察》中重申作器者是虞侯“夭”或俎侯“夭”，而非“夨”的看法，對1985年李學(xué)勤先生將“俎侯夭”定為周章之子，康王時期的熊遂的看法表示贊同[42]。其余說法與沈先生在1983年的觀點無異。

1994年

李學(xué)勤先生出版《走出疑古時代》一書，書中《宜侯夨簋的人與地》一篇討論的重點在于宜侯夨簋背后反映的人與地，開篇聲明“虞”字從“吳”省，繼而更正了自己在1985年提出的作器者是熊遂的觀點，采用“虞公父丁”是兩代人之說，虞公是吳國的始封之君周章，父丁是熊遂，作器者是熊遂之子柯相。至于宜國所封的范圍，李先生認為應(yīng)該包括蘇南地區(qū)[43]。

1995年

彭裕商先生在解釋字詞的工作外，討論了東國圖與伐商圖的關(guān)系，認為東國圖是伐商圖中東方的一塊區(qū)域，伐商圖較大，是全圖，東國圖是其一部分[44]。

1998年

梁曉景，馬三鴻先生提出虞、弓魚、吳相通，虞侯即弓魚侯，也即吳侯。此說為學(xué)界首見。他們論道：弓魚國與夨國是在陜西寶雞渭水河畔的諸侯國，商末太伯出奔，并非到了今江蘇一帶，而是到了今陜西隴縣、千陽一帶的“吳山”，即目前弓魚國、夨國貴族墓地所在地區(qū)，而弓魚國與夨國，就是太伯、仲雍出奔后所建的兩個方國。宜侯夨簋的銘文則解釋了后世的“吳”出現(xiàn)在今江蘇一帶的原因——是在康昭之世，徙封虞侯夨到了“宜”地[45]。

1999年

世紀之交前夕，王永波先生首次作文對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宜侯夨簋及其相關(guān)問題進行了首次綜合梳理。對宜侯夨簋銘文的釋讀及其器的年代；周武王伐、封東國的史事；王姜、作冊夨令的身份及王世；作冊夨令與作冊大的關(guān)系四個問題進行了厘清，可以看出，作者對夨簋所持有的態(tài)度是：虞侯夨是仲雍之后——虞仲，與周王室同宗，其祖先東奔吳越后用夷人天干為號的習(xí)慣，虞公稱為父丁，武王克殷后，尋得周章之弟，也就是虞仲（即簋銘中的夨），封夨于虞（夏虛），故稱虞侯夨，其父便可稱虞公父丁。成王時，夨為王室的作冊之官，成王東征后，為加強對東南的控制，徙封虞侯夨于東南的宜，協(xié)助其兄已經(jīng)稱吳王的周章治理東南，遂改稱宜侯夨。故夨與周章同時仲雍之后，但宜、吳有別[46]。

2000年

袁志洪先生首次將宜侯夨簋與班簋相比較，提出虞國可能在今河南省東部的虞城，即東虞。而班簋中的“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47]的“吳伯”就是宜侯夨簋中的虞侯夨。但此文存在一個無法圓滿解決的問題：袁先生雖然稱夨與吳國王世的關(guān)系，但未言明夨為吳國的第幾代王或是與吳國王世有何親緣關(guān)系，這便留下了若康王封建宜國，則宜、吳雖分，然吳國何人君之的問題[48]。

張敏先生利用重返煙墩山發(fā)掘的機會，更訂了宜侯夨簋的發(fā)現(xiàn)人是福貴和尚；煙墩山西周墓原報告里的三座墓應(yīng)該實為一座大墓，墓主的身份應(yīng)該是“侯”[49]。

王暉先生在首先考慮了宜侯夨簋出土的地理環(huán)境后，糾正到：煙墩山之西周墓其實是一個窖藏坑，宜侯夨簋出土在丹徒，實則與丹徒無關(guān)，此簋是被外來人群帶到此地。繼而釋“”為“俎”，以為徙封虞侯夨的“俎”地在沭水與沂水之間的柤地，即今江蘇邳縣的加口。俎侯姬姓，是徙封在俎的吳太伯之后，而柤地自封夨與俎至吳王夫差之世均為吳所有?？低踔廖髦芡砥趨菄再逓槎?；春秋初期吳國滅邗而都邗，故有“邗王”之稱；諸樊至闔閭之時，都吳縣（今無錫西南閭江鄉(xiāng)一帶）；闔閭時，方才都姑蘇（今蘇州）[50]。不過此文未交待清“虞”的地望，亦未言明第一世虞國君主為何人，我們僅可通過行文邏輯推測，作者言下的第一世虞國君主應(yīng)是史書中奔吳的太伯。

2001年

對半個世紀以來圍繞“宜侯夨簋”的論爭進行了梳理，此文主要是詳細列述各家觀點，然并未明確表達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態(tài)度與傾向，僅可從文章標題中看出，作者采用釋“”為“俎”；釋“”為“夭”的隸定[51]。

2003年

胡進駐先生發(fā)文，對“太伯仲雍奔吳”之說持較為明確的懷疑態(tài)度，認為虞國是武王克殷后在原舜后居地上分封的周王子弟國家。夨雖為姬姓，但不是周人所封，銘文中的宜國在今安徽阜陽左近，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還曾與吳發(fā)生戰(zhàn)爭，宜國可能被吳國滅國，故宜侯夨簋這類的青銅重器被吳人掠取，而吳國之姬姓為附會得來，吳人的族屬是越人虎方的一支[52]。

曹定云先生從古文字的角度，討論了夏夨、宜侯夨、與乍（作）冊夨的關(guān)系，認為是同一人。通過簋銘中“虞公父丁”與“虞侯夨”的稱呼，可說明夨早年是在其父丁的封國內(nèi)就封的，爵位與其父“公”不同，是“侯”。在“宜”的地望上，采黃盛璋先生之說，認為在河南宜陽左近。對于該簋的屬性，文中認為不能確定為吳器，出土此簋的煙墩山墓葬，年代應(yīng)是春秋，墓主族屬可能是“朱方”，而簋的來歷應(yīng)是戰(zhàn)爭掠取[53]。

2004年

任偉先生在其專著《西周封國考疑》中專題討論“太伯奔吳”問題，從封國的角度對宜侯夨簋進行了補充解釋：“虞侯夨”不等同于“夨侯虞”，故將夨與夨國牽扯起來是不恰當(dāng)?shù)?。夨只是虞侯的私名?！耙恕钡牡赝髡呓Y(jié)合簋銘中對于所賜土地“川”多，認為“宜”地是水道縱橫的南土，應(yīng)在丹徒一帶。同時“虞”“吳”是互稱的，宜侯夨簋是吳國青銅器便存在可能，從而推定太伯所奔之吳即是寧鎮(zhèn)、皖南一帶[54]。

王健先生使用宜侯夨簋作為材料，討論了西周王土的諸侯國化進程，認為在成康時期，一些邊遠地區(qū)，原本是由周王朝直接控制的，但后來為了統(tǒng)治的穩(wěn)定，逐步該由分封諸侯國進行直接統(tǒng)治。在銘文方面，作者直接采用唐蘭先生的說法道：虞侯即宜侯夨，也即吳侯夨，即吳國君主周章?！耙恕钡牡赝髡哒J識是東南一個廣闊的地區(qū)，并非河南宜陽[55]。

2008年

王冰先生基于對銘文“入社南鄉(xiāng)”中“南鄉(xiāng)（向）”的新考，認為其意并非指地望，而是指南面為尊。同時釋“”為“虎”，認為是“虎侯夨”而非“虞侯夨”，這一點與之前白川靜、曹錦炎先生的觀點相同，但并非主流。釋“”為“宜”，亦同“俎”，即“柤邑”，定其地望在今江蘇徐州市邳縣北之加口。徙夨于宜的目的是為了防守徐淮夷的反叛。至于宜侯夨簋出現(xiàn)在吳地的原因，王冰解釋為之后直接結(jié)盟求助互相贈與之器，從而直接否定了宜侯夨是周章的結(jié)論[56]。

2009年

許征先生《宜侯夨簋銘文補釋》一文僅補釋單個文字，未涉及相關(guān)史事，我們在此不述[57]。

2010年

李秀亮，張秋芳先生對“易在俎王人□又七”進行了重新考釋，釋“”為“生”，而非“里”，從而反映了數(shù)個在俎地的生活的血緣宗族集團[58]。

劉凡超，李世宇先生通過作器者身份（俎侯夭為太伯、仲雍之后，姬姓；作冊夭銅器有“冊”族徽，是殷遺民）、族徽的使用、銘文反映的地域（俎侯夭在俎地（丹徒附近）去世，而作冊夭在成周任職）三方面研究，論證了“俎侯夭”與“作冊夭”非同一人[59]。此文基本上劃清了宜侯夨（或俎侯夭）與作冊夨令（或作冊夭）的界限。

2013年

于薇先生就宜侯夨簋討論西周封國的徙封現(xiàn)象，將虞侯始封之地定在山西上陽與絳縣之間，將“宜”的地望定在今丹徒附近，從時機上，提出了虞侯夨在康王時徙封宜地的可能性[60]。

2014年

張廣志先生在“叩問三代文明：中國出土文獻與上古史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對宜侯夨簋與吳的關(guān)系從年代，宜的地望，作器者夨的身份三個方面進行了系統(tǒng)性梳理，得出了以下結(jié)論：1、定此簋年代為康王世；2、宜地并非丹徒一帶，且目前難以考證；3、作器者夨不是仲雍之后，或者說不是周章；4、宜與吳，目前來看只能作為兩個并列的國家含糊處理[61]。這篇文章看似沒有提出作者自己的觀點看法，其實將有關(guān)宜侯夨簋歷史問題的真實情況呈現(xiàn)給讀者，是功不可沒的。

2015年

在蘇州博物館入藏吳王余昧劍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錢公麟先生宣讀了《重溫吳文化》一文，對近八十年來的吳文化研究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將宜侯夨簋這段公案重錘般提出，將吳文化研究，特別是吳國早期歷史研究的阻塞原因，尋根于宜侯夨簋的解釋上。號召學(xué)界“重新認識宜侯夨簋”[62]，并在次年發(fā)表文章，討論這一問題。

2016年

錢公麟，許潔先生發(fā)文，從考古學(xué)遺存性質(zhì)的視角，對“一器定乾坤”的斷代方式進行了批判，認為不應(yīng)該將宜侯夨簋作為區(qū)域青銅器系統(tǒng)研究的西周早期標準器。對蘇南一帶的煙墩山遺存，大港母子墩遺存，丹陽北山頂春秋墓，吳縣五峰山烽燧墩遺存進行了類比觀察，初步認定出土宜侯夨簋的遺存是一處窖藏而非墓葬[63]。

王文軒先生梳理了有關(guān)宜侯夨簋研究的諸家言論，此文收集資料較全，且截止日期較近，主要從宜侯夨簋的時代；簋銘的考釋；宜侯夨的身份；宜侯夨與作冊夨的關(guān)系；宜地的地望；宜國與吳國的關(guān)系六方面進行了歸納整理。可以看出作者在整理前人討論之后，所持的觀點是：1、宜侯夨簋為康王世器；2、簋銘考釋以唐蘭先生、李學(xué)勤先生的爭論較少；3、宜侯夨是虞仲，而非周章；4、宜侯夨與作冊夨無關(guān)；5、宜地在今丹徒一帶；6、宜與吳非同一國，而是兩個同處東南的封國，關(guān)系密切[64]。然而此文在對于宜侯夨與吳君親屬關(guān)系的確定上，似有前后矛盾之處。

2018年

許潔，錢公麟先生又發(fā)表了《從宜侯夨簋再談寧鎮(zhèn)地區(qū)周代青銅遺存》一文，從程橋東周二號墓、三號墓，磨子頂大墓，糧山二號墓，丹徒王家山春秋墓入手，提出：若這些墓的墓主是各代吳王，相差各異的墓葬形制則無法認定為同一族屬，由此繼續(xù)強調(diào)了所謂煙墩山西周墓葬是一處東周窖藏的考古學(xué)證據(jù)[65]。

二、祛魅觀真

梳理這六十五年的研究歷程，圍繞著宜侯夨簋，產(chǎn)生了諸多問題。學(xué)界前輩或是作出自己的解答，或是總結(jié)前人的觀點，總之，都是有所裨益的。從大體上可分為十一個方面：

1、對1954年此簋出土的遺跡單位是墓葬還是窖藏的討論。若是遺跡，是一座大墓還是一座墓帶有兩個附葬坑。

2、對此簋所屬王世的討論，目前主流觀點有成王說，康王說，昭王說。

3、對于“”字的釋讀，釋為“圖”者解釋為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圖；釋為“啚”者解釋為國家或地區(qū)的邊鄙。

4、對于“”字的釋讀，有“虔”，“虞”，“虎”三種隸定。

5、對于“虞”地地望的考察，有岐山隴縣說；山西平陸說；武王封周章之吳說；夏虛說等數(shù)種。

6、對于“”字的釋讀，有“宜”，“俎”，“柤”三種主要觀點。

7、對于“宜”地或“俎”地地望的考察，“宜”地有丹徒說，宗周王畿說，河南宜陽說；“俎”地有洛邑邊鄙說，宜水說，江蘇邳縣加口說。

8、對于“”字的釋讀，有“夨”，“夭”兩種隸定。

9、對于“夨”或“夭”身份的考察，有太伯、仲雍之后說，進一步有周章說、熊遂說、柯相說；周公之后說；殷遺民說；朱方成員說；與作冊夨令為同一人說。

10、對于“虞公父丁”身份的考察，除擱置不論外有夨令之父父丁說；周章之父叔達說；還有將“虞公”“父丁”認為是兩人的說法，“虞公”是周章，“父丁”是熊遂說。

11、對于“虞”、“宜”、“吳”關(guān)系的考察。

綜觀這十一個困擾學(xué)界已久的問題，不難發(fā)現(xiàn)，如今我們對宜侯夨簋的認識，卻是“層累”著形成的，后人基于多家前輩的解釋，得出了萌生于解釋之上的解釋，要想真正理清此簋的歷史意義，我們還是應(yīng)該從宜侯夨簋的銘文入手，考量其銘文文本。排除各家注疏，我們從簋銘中能夠汲取的最原始且最真實的信息僅有：

四月的某一天，一位周王在查看了武王、成王的“伐商圖”以及“東國圖”后，對侯說：“把你分封到地去，賜給你寶物，土地與人口。” 侯感念王的恩情，做了祭祀公父丁的寶器。

從銘文文本的含義來看，即便有缺損之處，但仍可反映一次周王徙封諸侯的典禮。那么單純的從宜侯夨簋銘文入手，釋讀出銘文記載的史事，不僅沒有任何文字與太伯奔吳與吳國早期歷史相矛盾，反而若將此簋定在康王之世，在西周早中期，蘇南地區(qū)少見具有典型宗周風(fēng)格的或帶有銘文青銅器的這一現(xiàn)象，恰恰從側(cè)面佐證了史書中：“斷發(fā)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钡挠涊d。有關(guān)太伯、仲雍奔吳的記載見于《史記》、《左傳》等諸多史料，在沒有實際證據(jù)之前，是沒有理由認為它們是空穴來風(fēng)的。其二，“虞公父丁”中“父丁”為日名，商周之際的日名并不能夠完全代表人群的族屬，周人亦可用日名作稱，而日名的使用情況在商周鼎革之際存在巨大的變化，在商時期，日名更為廣泛的被人們使用[66]。故“父丁”作為商時期的人物可能性是更大的。若果真如此，這亦可佐證的家族跨越了商周兩朝，這似乎與太伯、仲雍奔吳為商代史事的記載相吻合了。

當(dāng)然，在未有更多材料出土之前，我們不好對此問題進行過度的主觀臆測，那么對于吳文化研究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吳文化從何而來？我們認為，目前只能夠從考古學(xué)上給予文化譜系上的觀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8年4月1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8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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