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標(biāo)點(diǎn)商榷一則
——兼論司馬遷《春秋》論的結(jié)構(gòu)
首發(fā)
陸平
南京市金陵中學(xué)
這里要討論的是《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答壺遂問中的句子：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bǔ)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1]
多數(shù)《史記》整理本和文章選集都將其標(biāo)點(diǎn)為一個(gè)長句，學(xué)者也常當(dāng)作整句引用。這樣就將整句理解為以“《春秋》”為主語的判斷句，“王道之大者”成了對《春秋》作出的判斷。宋代葉適由此批評司馬遷的“粗淺”：“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者，則《詩》《書》《禮》《易》豈不如是而為王道之?。俊?a title="" href="#_edn2" name="_ednref2">[2]《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六藝于治一也”，可知司馬遷不獨(dú)大《春秋》?！洞呵铩肥顷U明王道的，并不是王道本身。所以一些譯文在最后一個(gè)分句補(bǔ)入了“這些”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判斷句的主語：
《春秋》一書，上以宣明三王的真理（道），下以辨察人事的紀(jì)律，分別嫌疑，明晰是非，判定猶豫，表彰善人，痛斥惡人，尊敬賢人，賤視不肖，存留已亡之國，繼續(xù)已絕之世，敝者補(bǔ)之，廢者起之，這些都是實(shí)施王道的重大事項(xiàng)。[3]
但“這些”指代上文哪些內(nèi)容，仍不明確。郭步陶、胡自逢在“人事之紀(jì)”后斷句。[4]王洙、徐復(fù)觀則在“賢賢賤不肖”后斷句。[5]
我們同意將該長句斷為兩個(gè)判斷句。前一個(gè)判斷句是以“《春秋》”為主語，對《春秋》的性質(zhì)進(jìn)行判斷；后一個(gè)判斷句以“王道之大者”為謂語，解釋“王道”的內(nèi)涵。相同的語言組織方式在《太史公自序》中還有一處：“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yáng)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把“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作為對《春秋》內(nèi)容的概括，是毫無問題的?！洞呵锓甭丁び癖吩疲骸啊洞呵铩氛撌乐?，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cuò)，非襲古也?！?a title="" href="#_edn6" name="_ednref6">[6]《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承其說云：“（孔子）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a title="" href="#_edn7" name="_ednref7">[7]置“王道”于“人事”前，與《太史公自序》一致。
“紀(jì)”，指綱紀(jì)，法度?！稘h書?司馬遷傳》引“人事之紀(jì)”為“人事之經(jīng)紀(jì)”。[8]《漢書?禮樂志》：“今幸有前圣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bǔ)備之，經(jīng)紀(jì)可因緣而存著也?！?a title="" href="#_edn9" name="_ednref9">[9]這就明確了“人事之紀(jì)”是指人倫禮法?！抖Y記·曲禮上》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a title="" href="#_edn10" name="_ednref10">[10]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是承上句“下辨人事之紀(jì)”而言的，是指《春秋》因闡明王道和人倫而產(chǎn)生的效用。另外，《太史公自序》后文有“《禮》經(jīng)紀(jì)人倫”，“《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亦可證“紀(jì)”為綱紀(jì)，而“明是非”屬于《春秋》的性質(zhì)。
“善善惡惡”，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公羊傳》“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為注。[11]東漢楊終習(xí)《春秋》，建初元年上疏云：“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12]可知《春秋》學(xué)者將“善善惡惡”作為治世之道。《春秋繁露》認(rèn)為“善善惡惡”是人之本性?！队癖吩疲骸叭耸苊短?，有善善惡惡之性。” [13]《竹林》云：“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a title="" href="#_edn14" name="_ednref14">[14] “善善惡惡”，就個(gè)人情感而言，是善待善良，敵視丑惡，就國家行為而言，就是賞善誅惡?！吨窳帧吩疲骸胺蚯f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zhàn)，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a title="" href="#_edn15" name="_ednref15">[15]《玉杯》云：“（魯文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征、不臣之效也?！?a title="" href="#_edn16" name="_ednref16">[16]《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yuǎn)，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a title="" href="#_edn17" name="_ednref17">[17]這都是把“善善”“惡惡”作為國政原則。這種觀念源于荀子。《荀子?強(qiáng)國》云：“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dú)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yīng)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a title="" href="#_edn18" name="_ednref18">[18]
“賢賢賤不肖”也是自古以來推崇的治國之道。《淮南子·泰族訓(xùn)》“圣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jīng)誹譽(yù)以導(dǎo)之，親賢而進(jìn)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chuàng)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19]《說苑?尊賢》：“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a title="" href="#_edn20" name="_ednref20">[20]《春秋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薄段逍凶兙取吩疲骸盎鹩凶儯瑴叵暮?。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a title="" href="#_edn21" name="_ednref21">[21]《五行五事》云：“王者明，則賢者進(jìn)，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a title="" href="#_edn22" name="_ednref22">[22]所以，“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都屬于“王道”的內(nèi)容。
“存亡國，繼絕世，補(bǔ)弊起廢”必然屬于“王道”?！墩撜Z·堯曰》敘述善政曰：“謹(jǐn)權(quán)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a title="" href="#_edn23" name="_ednref23">[23]董仲舒《天人三策》云：“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bǔ)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nèi)灰病！?a title="" href="#_edn24" name="_ednref24">[24]
因此，我們認(rèn)為第一個(gè)判斷句應(yīng)該到“定猶豫”為止。
為了進(jìn)一步說明這個(gè)問題，先根據(jù)我們的理解將該句及其后相關(guān)文段重新標(biāo)點(diǎn)、分段如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bǔ)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兑住分斓?、陰陽、四時(shí)、五行，故長于變；《禮》經(jīng)紀(jì)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fēng)；《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dá)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數(shù)萬，其指數(shù)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惫试弧俺紡s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jīng)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quán)。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shí)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如前所述，第一句是對《春秋》性質(zhì)作出判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jì)”是概括了《春秋》兩項(xiàng)主要內(nèi)容。其后對于《春秋》的價(jià)值分析，就從這兩方面展開。
“善善惡惡”至“莫近于《春秋》”是分析《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巴醯馈奔础叭踔馈?，就是漢儒推崇的所謂夏、商、周的政治理念。這個(gè)段落先指明“王道”的內(nèi)涵，再通過《春秋》和其他五經(jīng)的比較，凸顯出《春秋》在“治人”和“道義”方面的優(yōu)勢，[25]最終推導(dǎo)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通過《春秋》“明王道”的理論內(nèi)容論證其“行王道”的實(shí)踐意義，這一思路與《史記》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妒T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26]可知司馬遷區(qū)分了“王道”的理論和實(shí)踐?！犊鬃邮兰摇吩疲骸埃鬃樱┠艘蚴酚涀鳌洞呵铩罚H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洞呵铩分x行，則天下亂臣賊予懼焉。”[27]這是繼承了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說法。（《孟子·滕文公下》）但是，《孟子》把“亂臣賊子懼”作為“成《春秋》”的直接效果，而司馬遷加入了“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的環(huán)節(jié)。這說明司馬遷是把孔子“明王道”和后王“行王道”區(qū)別開來看的。
《太史公自序》在本文所討論的句子之前，有司馬遷引自董仲舒的話：“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dá)王事而已矣?！眱蓚€(gè)“以”表示前后文有兩層目的關(guān)系，“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即《春秋》“明是非”的內(nèi)容，“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春秋》被作為準(zhǔn)則時(shí)的效用，“達(dá)王事”，就是實(shí)現(xiàn)了王道。
下面，我們來看“《春秋》之中”至“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一段。
這一部分多次提到“禮義”。“禮義”即綱常倫理?！妒酚洝ざY書》云：“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薄岸Y義”約束人倫關(guān)系，有別于處理政事的“王道”?！俄?xiàng)羽本紀(jì)》：“楚地皆降漢，獨(dú)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jié)，乃持項(xiàng)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庇谡聞t魯從逆楚為漢敵，當(dāng)屠之；于禮義則魯為項(xiàng)羽死節(jié)，故降之?！度辣怼分?，褚少孫引《傳》“五政明，則修禮義”，可以佐證司馬遷王政與禮義兩分的觀念。[28]
本段提到的“守經(jīng)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quán)”，只可能就禮法制度而論，因?yàn)椤巴醯馈笔遣蝗荨皺?quán)變”的。而這種對于綱常倫理的理解，與《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的權(quán)變之法相通，也符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表達(dá)的禮制觀念。《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dá)變故之應(yīng)，通死生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并引《春秋》書趙盾弒君為例進(jìn)行闡釋。[29]《竹林》云“《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于變，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并以此論楚將子反擅自與宋訂盟退軍之事。[30]《玉英》云“《春秋》有經(jīng)禮，有變禮”，并舉婚禮、稱王、取婦、奔喪四事，來說明“明乎經(jīng)變之事，然后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quán)矣”。[31]
本段“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本于《春秋繁露·王道》“弒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二，細(xì)惡不絕之所致也。”[32]“細(xì)惡”指的就是該篇所引的齊桓擅封、魯舞八佾等僭越禮法之事。
本段“君不君，臣不臣”之說，本于《春秋繁露·玉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队癖愤€舉了魯文公不能服喪、不時(shí)奉祭、娶于大夫、亂其群組等違反禮制的大惡。[33]
總之，這一部分綜合了《春秋繁露》中對于《春秋》禮制原則的論述，分析了《春秋》“下辨人事之紀(jì)”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先敘述了春秋時(shí)代“臣弒君，子弒父”的亂象，然后推究其根本問題在于長久以來的君臣父子間倫理綱常的破壞，最終得出結(jié)論：要借助《春秋》這一“禮義之大宗”來禁大過于未然之前。
“王道”和“禮義”兩段，前者涉及國家運(yùn)轉(zhuǎn)的政治原則，后者只是君、臣、父、子行事的個(gè)體倫理，有“上”“下”之分，所以兩段之間用兩句話進(jìn)行過渡?！捌渲笖?shù)千”和“萬物之散聚”是極言《春秋》的包羅萬象，以便下文由萬象中提出“弒君”“亡國”來分析。這樣就使文章由“王道”這一終極政治目標(biāo)的討論，轉(zhuǎn)入了“禮義”這個(gè)具體人倫關(guān)系的討論。《漢書補(bǔ)注》引郭嵩燾曰：“物猶事也，萬物之散聚，謂會盟、侵伐，散見諸國，而合聚之，其事皆可觀，而其義皆可尋。下云‘弒君’‘亡國’，舉其重者?！?a title="" href="#_edn34" name="_ednref34">[34]郭嵩燾對“萬物之散聚”的分析是合理的。但他把過渡的兩句當(dāng)做觀點(diǎn)句，把下文對于“弒君”“亡國”的分析當(dāng)做了對“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的舉證，則是錯(cuò)誤的。
明確了這段《春秋》論的結(jié)構(gòu)，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理解的《春秋》義包括“王道”和“禮義”兩個(gè)方面。其說多與《春秋繁露》相應(yīng)，所以有學(xué)者將這段《春秋》論直接歸屬于董仲舒。[35]但如前文所述，《春秋繁露》諸篇只是結(jié)合《春秋》所載史實(shí)進(jìn)行闡發(fā)，零亂冗繁，缺乏體系性。司馬遷的表達(dá)則簡明扼要，頭緒清晰，說明了他對于《春秋》有明確而系統(tǒng)的理解，這種理解為《史記》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chǔ)。
[1]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中華書局，2013年9月，第3975頁。
[2] [宋]葉適：《習(xí)學(xué)記言序目》，中華書局，1977年10月，第294頁。
[3] 馬持盈：《史記今注》，臺灣商務(wù)印書館，2010年7月，第3469-3470頁。施丁譯文與之類似。（吳樹平主編：《文白對照全譯史記》，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第1651頁）
[4] 郭步陶：《史記入門》，上海文科專修學(xué)校，1926年10月，第58頁。胡自逢譯文在“人事之紀(jì)”處斷句。（《白話史記》，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5年11月，第1747頁）
[5] 王洙《史質(zhì)敘略》：“史者，《春秋》之教也，論《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辨人事之紀(jì)，別嫌疑，定是非，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斟酌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保?span>[明]王洙《宋史質(zhì)》，大化書局影印明嘉靖刻本，1977年5月，第2頁下）。徐復(fù)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53頁。
[6] [清]蘇興撰；鐘哲點(diǎn)校：《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2015年10月，第30頁。
[7] 《史記》，第641-642頁。
[8]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2717頁。
[9] 《漢書》，第1075頁。
[10] 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禮記正義》，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1231頁。
[11] 《史記》，第3976頁。
[12] [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第1597頁。
[13] 《春秋繁露義證》，第32頁。
[14] 《春秋繁露義證》，第60頁。
[15] 《春秋繁露義證》，第45頁。
[16] 《春秋繁露義證》，第33頁。蘇興認(rèn)為“惡惡，二字不知何指”。案：《春秋》文公二年“及晉處父盟”?！蹲髠鳌罚骸皶x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薄爸T侯弗與盟”蓋指此事。《繁露》以為魯文公多惡，故諸侯“惡惡”而弗與盟。
[17] 《春秋繁露義證》，第138頁。
[18] [戰(zhàn)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647頁。
[19] 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10月，第1406頁。
[20]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7月，第204頁。。
[21] 《春秋繁露義證》，第385頁。
[22] 《春秋繁露義證》，第391頁。
[23]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第206頁。
[24] 《漢書》，第2518頁。
[25]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清程馀慶注“褒貶通于賞罰”。（[清]程馀慶撰；高益榮、趙光勇、張新科編撰：《歷代名家評注史記集說》三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482頁）那么“治人”可以與上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呼應(yīng)。
[26] 《史記》，第641頁。
[27] 《史記》，第2340頁。
[28] 《史記》，第636頁。
[29] 《春秋繁露義證》，第36-42頁。
[30] 《春秋繁露義證》，第51-53頁。
[31] 《春秋繁露義證》，第72-73頁。
[32] 《春秋繁露義證》，第108頁。類似說法還見于《春秋繁露·盟會要》：“患乃至于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xì)惡不絕之所致也。”（《春秋繁露義證》，第137頁）
[33] 《春秋繁露義證》，第32-33頁。
[34] [清]王先謙：《漢書補(bǔ)注》，中華書局，1983年9月，1234頁。
[35]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xué)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年8月，第68-69頁。黃開國：《公羊?qū)W發(fā)展史》，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第204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7年1月25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7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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