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钅?span>“孔子立鏡（孔子屏風）”再釋
（首發(fā)）
王楚寧
北京聯(lián)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
墎墩?；韬钅钩鐾劣衅崮玖㈢R一座，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及傳記，社會上曾稱之為“孔子屏風”。但王仁湘先生考察實物后認定此“屏風”實為立鏡，故本文統(tǒng)一稱此件文物為“孔子立鏡”。
拙作《?；韬钅箍鬃悠溜L淺釋》一文引發(fā)了社會各界對此件文物的廣泛關注，之后陸續(xù)見到了曹景年、王仁湘、邵鴻先生的討論文章[1]，拜讀之后，獲益良多。
2016年3月，《中國國家地理》雜志公布了兩張“孔子立鏡”的清晰圖片[2]，其中一張圖片顯示有未曾見諸報道的關于孔子弟子子張的文字，另一張則顯示有更為清晰的關于孔子的文字，這豐富了我們對“孔子立鏡”的認識。故筆者不揣谫陋，妄提拙見，希望再次引起學界的批評討論。
一、《子張篇》釋讀
此次《中國國家地理》新公布的第一張“孔子立鏡”的圖片以子張為主，筆者故暫妄稱之為《子張篇》。《子張篇》圖片清晰，篇幅完整，文字有限，文字共四縱列，尚能識別一百一十余字，主要介紹了孔子弟子子張的言行事跡，現(xiàn)釋讀如下：
第一列：
□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
……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
第三列：
……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
……能。我之大賢與，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這篇文字亦見于今本《史記》與《論語》之中，補闕之后全文較為完整，約一百五十余字，依據內容可以分為三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介紹了子張的個人情況，補闕后如右：孔子弟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關于子張的部分與此段文字大體相同，但文前沒有“□子□子曰”一句。此句第一個“□”字可以看到左半部分的部首“子”，故依據文義與行文的邏輯關系暫定之為“孔子弟子曰”。另外，此段文字中關于子張的歲數亦與《史記》不合，《史記》作：“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無論 “孔子立鏡”上本段的數字是作“十”還是作“廿”，則都與《史記》的記載有所出入。雖不能肯定“孔子立鏡”的記載為是，但亦不能妄斷為謄寫錯誤。
古人已經注意到了子張生年的問題，如清代梁玉繩就對《史記》中“（子張）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一句提出過疑問：“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是時子張才十五歲，恐未必從行也。又《滹南集辨惑》曰：‘子張問行，孔子語以忠信篤敬，此平居所講明，《史》謂因陳、蔡之困而廢，何所據耶？’”[3]但如果子張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歲，則孔子六十三歲時子張已三十五或四十五歲，就可以從行了。
鑒于“孔子立鏡”在數字上曾見謄寫錯誤（如將“魯昭公二十年”錯寫為“魯昭公六年”），“（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一句又僅是孤證，筆者也不敢妄斷。但《子張篇》篇幅完整，只記載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個時間點，故推導子張的生年就不能單從《子張篇》入手，還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材料。
子夏生年是子張生年的重要參考，《論語》中明確記載的與子張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子夏與子張年齡應相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門人能夠向他詢問交友之道。也正因為年齡相近，所以子貢才會將兩人作對比，向孔子發(fā)問“師與商也孰賢？”關于兩人的生年，今本《史記》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只相差四歲。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夠確知子張的生年是否有誤。
第二段文字亦見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補闕后如右：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本段文字亦見于《論語·為政》。但今本《論語》作“子張學干祿”，與《史記》記載不同；但后文中《論語》和《史記》都作“子曰：‘多聞闕疑……’”而非“孔子曰”。結合第一段文字“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并參考之前公布的有關孔子生平的內容來看，無論是文章結構還是行文用字上，“孔子立鏡”上的文字都與《史記》極其相同，故筆者對此發(fā)論，詳見后述。
第三段文字，不僅提到了子張，還提及子夏，補闕后如右：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zhòng)，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為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拒）我，若之何其距（拒）人也？”
第三段文字不見于《仲尼弟子列傳》，應取自《論語·子張》。但此段文字與今本《論語》有所不同，筆者對此亦有發(fā)論，詳見后述。
二、“孔子立鏡”與《史記》的關系
此次《中國國家地理》新公布的另一張“孔子立鏡”的圖片上，有更為清晰的關于孔子的文字，筆者結合舊有圖片，并聯(lián)系諸先生的考釋文章，現(xiàn)釋讀考證如下：
第一列：
……人也，曰房（防）叔。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孔子世家》：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第二列：
……故名丘云，字中（仲）尼。姓孔，子氏?？鬃訛榘p（兒）僖……
（《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第三列：
……皆聞（稱？）其賢也。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矣?？鬃印?/span>
（《孔子世家》：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第四列：
……□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鬃拥茏宇伝?、子贛（貢）……
（《孔子世家》：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yè)焉。）
第五列：
……□之間。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孔子世家》：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第六列：
……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公羊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第七列：
……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側板第一列）：
……
第九列（左側板第二列）：
……魯哀公……
第十列（左側板第三列）：
……十餘世，至于今不絕，學……
（《孔子世家》：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
這篇文字的大部分內容與今本《史記》相同。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確出自《公羊傳》；第五列后半段、第六列前半段與第七列雖能成句，但未見于現(xiàn)有古籍，不能確知來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過多，未能詳述；第十列雖有闕文，但極似《孔子世家》正文之后的《孔子世家贊》。
就有關孔子的文字，并結合《子張篇》的內容，不難發(fā)現(xiàn)“孔子立鏡”上的文字與《孔子世家》雖有不同但極其相似，兩者肯定有著重要的聯(lián)系?！妒酚洝烦蓵蟛⑽戳鱾饔谑?，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師”[4]，在宮廷秘府與司馬遷家屬處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5]。楊惲在地節(jié)四年（前66年）因告發(fā)霍氏謀反有功而封平通侯，?；韬顒①R則薨于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從時間上講劉賀活到了《史記》宣布于世，但筆者認為?；韬顒①R在宣帝時代是難以見到《史記》的。
西漢朝廷嚴格控制諸侯王擁有《史記》。成帝時，東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書》（《史記》），朝廷認為“《太史公書》有戰(zhàn)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6]，遂不予。成帝時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記》，可見《史記》在當時傳抄有限，楊惲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將《史記》的名號公之于世，而非《史記》全書的廣泛流傳。海昏侯劉賀作為廢帝，言行都受到朝廷嚴格監(jiān)控，是不可能從朝廷處得到《史記》的。既然《史記》的副本在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手中，那劉賀能不能從楊家得到《史記》呢？筆者認為絕無這樣的可能。楊惲的父親、司馬遷的女婿楊敞是廢黜劉賀皇位時帶頭上書的丞相[7]，是劉賀的政敵。且“敞素謹畏事”，如得到霍光要廢黜劉賀的消息時“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8]。楊敞性格懦弱畏事，不會把《史記》交給作為政敵的劉賀，楊惲于宣帝時代才宣布《史記》，彼時劉賀已是廢帝，受朝廷監(jiān)控，故而劉賀不可能在宣帝時代見到《史記》，亦不可能從楊家得到《史記》。
但劉賀也是有略可能看到過《史記》的。楊惲宣布《史記》之前，“遷既死后，其書稍出”[9]。史書雖未明確記載司馬遷的卒年，但應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時代。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這一時期正是昭帝時代，劉賀是略有可能在昭帝時代看到稍出于世的《史記》的。若“孔子立鏡”也造于這一時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于《孔子世家》。
但即便“孔子立鏡”上的文字不是源于《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與《史記》的重要關系，“孔子立鏡”與《孔子世家》很可能擁有共同的母本。司馬遷在論述《史記》編纂成書情況時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協(xié)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10]，可見《史記》中有不少先代古書的內容。漢朝政府搜集到的巨量古書都要交付太史公（令），“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遷為太史令，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11]。可以想見司馬遷在創(chuàng)作《史記》時一定大量參考了這些古書，故而他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12]。如果《孔子世家》是將古書中關于孔子的內容“整齊其世傳”的話，那“孔子立鏡”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孔子世家》所參考的佚失古書，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孔子立鏡”與《孔子世家》極其相似但亦有不同。
綜上所述，“孔子立鏡”與《史記》肯定有著重大聯(lián)系，即便“孔子立鏡”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孔子世家》，也應當與《孔子世家》來源于共同的文本。
三、“孔子立鏡”與《論語》的關系
本次《中國國家地理》公布的“孔子立鏡”圖片中與《論語》有關的文字共有兩段，都出自《子張篇》，現(xiàn)錄之如下：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zhòng)，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子張篇》的文字與傳世本《論語》有三處差異，“子張問干祿”今本作“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另，漢時“距”、“拒”相通，如“距關，毋內諸侯”[13]，故暫不將“不可者距（拒）之”列為差異。
在今本《仲尼弟子列傳》中亦有“子張問干祿”一句，鑒于“孔子立鏡”與《史記》的重要聯(lián)系，故“子張問干祿”一句可能取自《仲尼弟子列傳》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與“子曰”相類，考慮到“孔子立鏡”的作者若為保證對話中人物身份的準確與行文的嚴謹，是有可能將“子曰”寫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一段不見于《史記》，應取自《論語》，故筆者從此句入手，試圖探求出“孔子立鏡”所用《論語》的版本。
西漢時期，《論語》分為《魯論》、《齊論》、《古論》三個版本，各版本在兩漢的流傳與研究情況在魏吏部尚書何晏的《論語集解序》中已有詳述，現(xiàn)錄之如下：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等傳之?！洱R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豆耪摗芬酂o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蕭、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14]
由此可知，《古論》雖出自孔子舊宅，但其與《魯論》只是《子張》篇的編次不同，內容上差異很小，故而在西漢時期《論語》的版本實際上分為《魯論》與《齊論》兩大系統(tǒng)。成帝以后，因本于《魯論》的《張侯論》大盛于世，《齊論》遂逐漸湮沒?！洱R論》佚失于漢末魏晉時期，“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后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15]。
《論語集解序》提及《魯論》與《齊論》有明顯的差異，其要義有三：
1.“（《齊論》）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
2.“《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
3.《齊論》與《魯論》篇次或不同（“（《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業(yè)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論語》抄本為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的竹簡《論語》。中山懷王劉脩薨于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故此本《論語》應作于五鳳三年（前55年）之前，距劉賀時代較近，亦在《張侯論》成書之前，故極具參考價值。
雖然“定州漢簡中和《論語》一起出土的還有蕭望之的奏議”，且“蕭望之再當時是皇太子的老師，是教授《魯論》的大師”[16]，但史籍沒有記載蕭望之與中山懷王劉脩或中山國有任何聯(lián)系，且蕭望之任太子太傅是在五鳳二年（前56年）[17]，近于中山懷王的卒年，故不能認為定州漢墓出土《論語》就是《魯論》。
李學勤先生通過考辨《論語》在漢代的流傳情況并結合定州漢墓出土《論語》與今本《論語》的分章差異后，推論認為：“（定州漢墓出土《論語》）竹簡不會是《魯論》系統(tǒng)的本子?？紤]到《古論》流傳不廣，《齊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8]筆者對此觀點深表贊同，但亦想就李學勤先生的觀點進行一些補充。
傳授《齊論》的大師以王吉最為著名，王吉所言《論語》當是《齊論》，在有關王吉的史料中，所引《論語》有二則，現(xiàn)錄之如下：
“高宗諒暗，三年不言?！?/span>[19]
（今本《論語·憲問》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span>[20]
（今本《論語·陽貨》作：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不言”一句取自王吉的奏本，前文為“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已有“何言哉”，故此處將“天何言哉”化用為“天不言”。“高宗諒暗”一句雖亦見于今本《禮記》（《小戴禮記》）之中，但《小戴禮記》的作者戴勝活躍于宣帝時代及之后[21]，時代上較王吉同時或稍晚，且《小戴禮記》在兩漢時只是眾多解釋《儀禮》的傳記之一，地位并不顯赫，直到漢末鄭玄為之作注后才上升為“經”，故王吉所言“高宗諒暗”一句出自《齊論》的可能性更大。王吉所言“高宗諒暗”與今本《論語》“高宗諒陰”有明顯不同。在定州漢墓出土《論語》中，此句作：
……曰：“《書》云：‘□□□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三……[22]
定州漢墓出土《論語》此句作“音（暗）”字，與《漢書·王吉傳》“高宗諒暗”相同，故能證明定州漢墓出土《論語》很有可能是《齊論》。
定州漢墓出土《論語》中亦有此次《中國國家地理》公布的《子張篇》圖片上的兩則《論語》章句，現(xiàn)錄之如下：
……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殆，慎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祿在其中……[23]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24]
現(xiàn)將今本《論語》、“子張篇”《論語》、定州本《論語》三者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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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論語》 |
“子張篇”中的《論語》 |
定州漢墓出土《論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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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張學（問）干祿”章句 |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 |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 |
……祿。子曰：多聞闕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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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云（曰）何”章句 |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
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 |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 |
定州漢墓出土《論語》的“子張問（學）干祿”一段雖缺損較多，但存余部分與今本《論語》沒有差別，后文作“子曰”，而非“孔子屏風”上的“孔子曰”。但考慮到“孔子屏風”的作者若為保證對話中人物身份的準確與行文的嚴謹，是有可能將“子曰”寫為“孔子曰”的。
定州漢墓出土《論語》中“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一句之后明確為“子夏曰何”，而非今本《論語》的“子夏云何”，這與《子張篇》的“子夏曰何”一句完全相同。鑒于定州漢墓出土《論語》很可能是《齊論》，那么“孔子立鏡”上的文字是有可能源自《齊論》的。
那么，劉賀是否有看到《齊論語》的可能？“孔子立鏡”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齊論語》的可能？筆者認為這些可能性不僅有，而且極大，因為傳授《齊論語》的宗師王吉正是劉賀嗣位昌邑王時的昌邑中尉：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惟王陽（王吉字子陽）名家”[25]。
王吉與劉賀關系密切。他以“賢良文學”的身份被任命為昌邑中尉，“王吉字子陽……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中尉”；他也曾數次勸諫劉賀，“（劉賀）放從（縱）自若，吉輒諫爭”；他擔任昌邑中尉的時間長久，并且經歷了劉賀從進京嗣位到被廢的全過程，“久之，昭帝崩……迎昌邑王……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亂廢……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26]。
《漢書》中所載的傳授《齊論語》的宗師有王吉、貢禹、庸生等數位大儒，但惟有王吉的事跡最清、時代最早、影響最廣、名聲最大，也只有王吉與劉賀有著長久、穩(wěn)定的聯(lián)系，他有充足的時間與足夠的地位將《齊論語》傳授給劉賀，“孔子立鏡”若亦造于“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時期，則其上的《論語》內容極有可能來自王吉所傳《齊論語》。
綜上所述，通過考辨“孔子立鏡”業(yè)已公布的語句并結合《漢書》等史籍記載后，筆者認為：“孔子立鏡”上的部分文字應當來源于《論語》，并且有極大可能源自于失傳了一千八百年的《齊論語》。
四、“孔子立鏡”的屬性與功用
自“孔子立鏡”公布以來，學界對其“屏風”的屬性少有懷疑，但王仁湘先生考察實物后，詳舉了種種事實，在博文《圍觀?；韬钅梗?span>37，非是屏風疑為立鏡》中認為：“這一組復合構建并不是屏風，而應當是銅鏡” [27]。筆者對此觀點深表贊同，但亦想就王仁湘先生的觀點進行一些補充。
王仁湘先生在《圍觀?；韬钅梗?span>37，非是屏風疑為立鏡》一文中將“孔子立鏡”分為“鏡架”、“鏡面”、“鏡背”、“鏡掩”四個部分，現(xiàn)錄之如下：
鏡架：“鏡架主體為方框形，以稍厚實的方木合圍，中間嵌置鏡面和鏡背”；
鏡面：“鏡面方形，以銅鑄磨成型。鏡面碩大，高約80－90厘米，寬約50厘米上下”；
鏡背：“鏡背為漆木質，繪有孔子及弟子畫像，書寫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跡”；
鏡掩：“此鏡較大，興許有遮蓋的設計，如門戶一般，可開可合，暫名之曰‘鏡掩’，掩而蓋之”。[28]
作為立鏡主體部分的鏡面規(guī)格為“高約80－90厘米，寬約50厘米上下”，為嵌入鏡面，鏡背的規(guī)格應相等或稍大于鏡面，所以鏡背的規(guī)格應高90厘米上下，寬50厘米以上。鏡掩的作用既為掩蓋鏡面，所以規(guī)格應與鏡面類似，即亦“高約80－90厘米，寬約50厘米上下”。鏡架的作用在于嵌置鏡面和鏡背，也應當具有一定高度。故而全鏡展開之后，高度應在80厘米以上，寬度應在100厘米以上。山東淄博西漢齊王墓出土的矩形銅鏡與此鏡相類，齊王鏡規(guī)格為“長115.1、寬57.7、厚1.2厘米，重56.5公斤”[29]。此類立鏡規(guī)格較大，應不單做為立鏡的使用，或亦具備屏風的功用。
漢代將屏風分為兩種，朝會所用的大型屏風稱為“扆（依）”，漢代劉熙在《釋名》中說：“扆，猗也，在后所依倚也”[30]。“扆”是禮儀用器，形制較大，“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31]，至今只有廣東象崗西漢南越王墓中發(fā)掘的一座漆木大屏風較為符合文獻記載中“扆”的形制：“（南越王墓屏風）底座至頂部橫枋高1.80米，正面橫寬3米，等分三間，每間寬1米，左右兩次間是固定的屏壁，正中的明間為屏門”[32]。“孔子立鏡”規(guī)格較小，當不具備“扆”的功用。
另一種小型的實用屏風即稱為“屏風”，《釋名》言：“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33]。“屏風”供人坐臥時遮擋邪風，亦見于史載，如《漢書·陳萬年傳》載：“萬年嘗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34]。漢時席地而坐，此“屏風”置于“床”旁，陳咸昏睡時頭方能觸及，可見形制較小。這種小型實用屏風于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和三號漢墓中各出土有一件，一號墓中出土屏風“通高62，屏板長72，寬58，厚2.5（厘米）”[35]，三號墓中出土屏風“屏高60.5、寬90.5、厚1.5厘米。座高10、長18.8厘米。簡二七四‘木五菜（彩）畫屏（屏）風，長五尺，高三尺一’當即指此”[36]。“孔子立鏡”與馬王堆屏風規(guī)格較為類似，“孔子立鏡”雖實為立鏡，可能具有此類屏風的功用。馬王堆屏風“制作比較粗糙,可能是明器”[37]，“孔子立鏡”制作精美，應為實用器，能與之進行類比的只有時代稍晚的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彩繪人物故事漆屏。
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出土時雖然損毀較為嚴重，但“較為完整的有五塊”， “每塊長約0.8米，寬約0.2米，厚約0.25米……板面遍紅漆（近朱紅色）。題記及榜題處再涂黃色，上面墨書黑字……木板兩面均有畫，出土時向上一面保存較好，色彩鮮明……漆畫分為上下四層，每層高19—20厘米。每幅有文字題記和榜題，說明內容和人物身份”，所繪人物為“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周太姜”、“漢成帝”、“班婕妤”等歷史人物[38]。另外，漆屏附近還出土有“漆畫邊框五塊，木檔三件。寬7、厚5厘米，長15—85.2厘米不等。邊框上畫有青龍、白虎、朱雀、鹿形獸、小鳥、行云、穿短裙的童子等，其間盤繞忍冬花紋”，亦繪有“晉公子重耳”、“蔡人妻”等人物[39]<, /a>。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經修復拼合之后，能夠反映出漢魏屏風的形制。
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每塊長約0.8米，寬約0.2米”，五塊拼合之后，則漆屏整體應高80厘米以上，寬100厘米以上，這與“孔子立鏡”全鏡展開后高90厘米以上，寬100厘米以上的規(guī)格相近。
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上的彩繪人物故事取材于劉向所著《列女傳》、《史記》等漢代文獻，描繪了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的故事，其意在以歷史人物與故事喻世教民。“孔子立鏡”繪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并寫有介紹性的文字，內容上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類似，目的亦當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相同。參考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應能大體揣測出“孔子立鏡”的形制樣式、人像排布與圖案紋飾：“孔子立鏡”應亦是朱漆木板上面墨書黑字，諸多人物分為數層排布，周圍邊框很可能也繪有青龍、白虎、行云等神獸祥瑞。
當然，此件文物最基本的功能還是作為立鏡使用。但不同于一般鏡子的是其“鏡背”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與傳記，筆者認為，此立鏡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劉賀“圖史自鏡” [40]之用。
“圖史自鏡”意為：把別人形象、故事當做鏡子，與自己進行對照，以便借鑒經驗或教訓，取長補短。古人很早就將銅鏡的“借鑒”功用類推到了人與事的“借鑒”之能，《尚書》就有“人無于水監(jiān)，當于民監(jiān)”[41]，《詩經》中更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42]。鄭玄既將“鑒”明確解釋為“明鏡”，并點名“借鑒”的深意：“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后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為戒”[43]。
“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44]，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為推崇的圣賢，是儒士修身時最好的“借鑒”。據現(xiàn)已公布的資料顯示，“孔子立鏡”的“鏡背”上不僅寫有孔子的生平傳記，還有“子張問干祿”（為官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交友之道）等關乎修身齊家的內容。考慮到劉賀的師傅與屬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碩儒，故其立鏡上出現(xiàn)孔子及其弟子就絕非偶然，當為“圖史自鏡”之用。
“孔子立鏡”的“鏡面”部分為大型銅板，能夠“借明于鑒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45]；“鏡背”部分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與傳記，即“左右圖史”[46]。做鏡者希望劉賀在照鏡子的時候能夠“圖史自鏡”，于“鏡面”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于“鏡背”上看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跡，將自己的言行與孔子及其弟子進行對比，參照著圣跡賢語“三省吾身”，從而“見賢思齊”。
唐太宗曾盛贊“借鑒”的重要作用：“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47]。“孔子立鏡”的“鏡面”為銅，可以“正衣冠”；“鏡背”上寫有圣跡賢語，能夠“知興替”；通過“圖史自鏡”的借鑒功能，從而“明得失”。因此筆者認為，“圖史自鏡”的借鑒功能當為“孔子立鏡”最重要的功用。
五、結語
漢代漆木器的制作較為困難，“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48]。“孔子立鏡”作為形制與屏風相類的立鏡，制作過程應當更加困難，益當更加貴重，再加上繪有至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并寫有大量文字，配有“圖史自鏡”的深刻含義，因而價值更高。
與“孔子立鏡”類似的“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因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不僅定為一級文物，且名列《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相比，“孔子立鏡”作為更為罕見的大型立鏡，年代更早、所繪人物更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立鏡”關系到《史記》的成書過程與流傳情況，牽連到《論語》、尤其是失傳的《齊論語》，故而價值更大。
?；韬钅怪谐鐾劣泻啽尽墩撜Z》。首都博物館在《五色炫曜——南昌漢代?；韬顕脊懦晒埂返恼故景濉吨窈?、木牘》中說：“?；韬钅?span>……簡牘的內容主要包括……《論語》。”（如下圖，圖片為筆者自攝于首博）
《論語》對孔子與儒家思想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與意義。因《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編纂而成，故是最為可信的研究孔子與儒家早期發(fā)展的資料。即便在晚清疑古思潮興起，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受到普遍懷疑之時，《論語》對孔子言行記載的準確性、可信性與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也未被質疑。
關于《論語》的創(chuàng)作緣由與成書過程，先代已有論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49]，“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后，各生異見，而圣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采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50]，到了漢代，才有《齊論語》與《魯論語》的區(qū)分[51]。
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是業(yè)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論語》抄本。中山懷王劉脩薨于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韬顒①R薨于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 ?；韬顒①R的卒年較中山懷王劉脩早四年，故?；韬钅怪谐鐾恋暮啽尽墩撜Z》當為至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論語》抄本。并且，鑒于傳授《齊論語》的宗師王吉與劉賀的重要聯(lián)系，筆者大膽推論：?；韬钅钩鐾恋摹墩撜Z》或是《齊論語》。
《齊論語》與《魯論語》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多出《問王》、《知道》兩篇的內容，如果在?；韬钅钩鐾恋谋姸嘀窈喼姓业綄懹小秵柾酢坊颉吨馈返钠?，既可確定海昏侯墓中的簡本《論語》為失傳一千八百年的《齊論語》。
?；韬顒①R生于漢武盛世之時，薨于昭宣中興之際，經歷了西漢最強盛的時期。雖然他只做了二十七天的皇帝，但在這將近一月的時間里，劉賀卻是天子至尊，故其墓葬的意義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諸侯或諸侯王，而應當類比于帝陵。劉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被廢時的辯解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即語出儒家經典——《孝經》，其屬官王吉、王式、龔遂等人皆是一世碩儒，故其隨葬簡牘中很可能有大量失傳的儒家經典。尤其是?；韬钅怪谐鐾恋摹墩撜Z》，極可能是《齊論》宗師、昌邑中尉王吉所傳授的《齊論語》，內容準確可信，學術價值不在“清華簡”之下，而且其是經過科學發(fā)掘得到的文物標本，來源清晰明白，意義更加不可估量。
[1] 恩子健、任和合：《海昏侯墓孔子立鏡“野居而生”改正千年錯誤》；曹景年：《海昏侯墓出土屏風所載孔子年歲蠡測》；王仁湘：《圍觀?；韬钅梗?span>37，非是屏風疑為立鏡》；邵鴻：《也談?；韬钅箍鬃恿㈢R》。
[2] 《?；韬钅埂?，《中國國家地理》2016年第3期，第27頁、第29頁。又，中國國家地理網：http://www.dili360.com/cng/article/p56ea1881ce16108.htm
[3]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1217頁。
[4]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63年，第3320頁。
[5] 《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2737頁。
[6] 《漢書·宣元六王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3324-3325頁。
[7] “丞相臣（楊）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劉賀）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中華書局，1976年，第785－786頁。）
[8] 《漢書·楊敞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2889頁。
[9] 《漢書·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2737頁。。
[10]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63年，第3319－3320頁。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史記·項羽本紀》，中華書局，1963年，第311頁。
[14] 魏何晏：《論語集解序》，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頁。
[15] 《隋書·經籍志》，中華書局，1982年，第939頁。
[1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論語>介紹》，《文物》，1997年第5期，第61頁。
[17] “（五鳳）二年……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中華書局，1976年，第870頁）。
[18] 李學勤：《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2頁。
[19] 《漢書·王吉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3061頁。
[20] 同上。
[21] “宣帝時……久之……九江太守戴圣，《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yōu)容之。”（《漢書·何武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3482頁）。
[2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7頁。
[2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13頁。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論語：定州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3頁。
[25] 《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4年，第1717頁。
[26] 《漢書·王吉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3058-3062頁。
[27]王仁湘：新浪博文《圍觀海昏侯墓－37，非是屏風疑為立鏡》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28628a0102wzkj.html
[28] 同上。
[29] 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第242頁。
[30] 漢劉熙：《釋名·釋床帳》，中華書局，1985年，第95頁。
[31]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8頁。
[32]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南越王墓出土屏風的復原》，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47頁。
[33] 漢劉熙：《釋名·釋床帳》，中華書局，1985年，第95頁。
[34] 《漢書·陳萬年傳》，中華書局，1964年，第2900頁。
[35]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96頁。
[36]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57頁。
[37]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94頁。
[38] 山西省大同博物館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5頁。
[39] 山西省大同博物館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6頁。
[40] 胡君復：《古今聯(lián)語匯選》，西苑出版社，2002年，第19頁。
[41] 《尚書·酒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中華書局，1999年，第380頁。
[42] 《詩經·大雅·蕩》，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2年，第453頁。
[43]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61頁。
[44] 《莊子·天道》，王孝魚點?！肚f子集釋》，中華書局，1985年，第457頁。
[45] 《淮南子·主術訓》，何寧撰《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第664頁。
[46] 《新唐書·楊綰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664頁。
[47] 《舊唐書·魏徵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2561頁。
[48] 《鹽鐵論·散不足》，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第356頁。
[49] 《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4年，第1717頁。
[50] 宋邢昺：《論語注疏解經序序解》，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頁。
[51] “漢興，有齊、魯之說。”（《漢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64年，第1717頁）。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4月24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爲201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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