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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管字與管地
（首發(fā)）
王進(jìn)鋒
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
殷墟甲骨卜辭中有“ 
”字，主要見于以下卜辭：
（1） 乙酉卜，
，貞：州臣侑，桎自得。 （《合集》849正）
（2） 貞：桎自得。 （《合集》855）
（3） 
囿?！ 。ā逗霞?/SPAN>9491）
上引（1）辭中“州臣”的身份問題，歷來爭論很大。其實(shí)“州”是地名，其地在今河南沁陽附近?？低鯐r(shí)期的邢侯簋（《集成》4241）銘云：“賜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陳夢家謂：“州或即《左傳》隱十一與鄭人之州，杜注云：‘今州縣’ ”[1] ，可資佐證。“桎”有“執(zhí)捕”的含義[2]。（1）辭義為乙酉這天占卜,
貞問州地之臣參加侑祭，從地執(zhí)捕，能有所得嗎。（2）辭是貞問從地執(zhí)捕，能否有所得。（3）辭刻辭殘缺不全，具體辭義不甚明確，但“”字當(dāng)和（1）、（2）辭一樣作地名。
歷來專家對 “”字是何字、其地在何處都無說。筆者現(xiàn)結(jié)合文獻(xiàn)、出土文字、考古等方面的材料，來解決“”的文字和地理問題，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
“”字字形在甲骨文中作：
（《合集》849正） 
（《合集》855） 
（《合集》9491）
其在卜辭中用作地名。但對于其究竟是何字，以及地望在何處，諸家都無說[3] 。
按：“
”字從“官”從“
”或從“官”從“又”。分析其形體，當(dāng)是從“官”得音的形聲字。“官”、“管”二字又音近可通，如《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鄭玄注：“古文管作官”；《管子·小匡》：“則足以補(bǔ)官之不善政”，戴望校正：“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孔穎達(dá)疏：“官者，管也”。因而，從字音方面看“”字就是“管”字。
另外，從字形上看“ ”字也就是“管”字。以前學(xué)者們都認(rèn)為商代無“管”字，《甲骨文編》中不見此字；于省吾也說“古無管字，管是后來的借字 ”[4] 。但我們從文獻(xiàn)中知道，很早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有了“管”這個(gè)地名，《史記·管蔡世家》“封叔鮮于管”；《墨子·耕柱》“古者周公旦非關(guān)叔”，“ 關(guān)”就是“管”。從這種情況看，“管”字的出現(xiàn)當(dāng)不會(huì)很晚。綜合來看，我們認(rèn)為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后來“管”字。“管”字不見于金文，但在戰(zhàn)國以后的文字材料中卻很常見，作：
（A《十鐘山房印舉》） 
（《說文》小篆）
將其與上面的甲骨字形對照，其字形演變中間有不明的地方，但大致還能看出其中的脈絡(luò)，即： “
”結(jié)構(gòu)中一上一下的手形逐漸并到一排；“
”內(nèi)“
”形逐漸向上移動(dòng)，并向外演變；“”形逐漸訛變?yōu)椤捌H”形?！?/SPAN>”字的這些變化軌跡可與“
”、“爭”、“受”、“丞”、“閒”、“綰”、“若”字字形的變化相互比較。它們在古文字中的字形為：
A 
（《合集》6446臼） (《合集》13845)
B 
(《前》7·2·3) 
（《前》7· 33·2） 
（《拾》13· 12）
C 
(《前》7·42·1) 
（《前》7·43·1） 
[5] （《乙》52）
D 
（《鐵》171·3） 
(石鼓文)
E 
（
鐘） 
（《郭店·語叢》3·27） 
（《說文》小篆）
F 
（
鐘） 
（秦印） 
（《說文》小篆）
G 
(《甲》968) 
（《乙》3400） 
（《佚》745 ） 
（《說文》小篆）
上揭A中二形文字為一字， “
”中手形一上一下；“”中兩手形并排。B中都是“爭”字，“爭”通常情況下作前兩形，手形一上一下，但在“”（《拾》13·12）中，手形就是并排的。C中都是“受”字，其在通常情況下作前二形，手形一上一下，但在《乙》52中二手形都并到了一排。A、B、C都說明甲骨文字中一上一下的手形有時(shí)也可并到一排。
D中都是“丞”字，其在甲骨文中作“”在“
”上，但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的石鼓文中“”則在“
”下。E“閒 ”字在金文中從“月”在“門”上，到了戰(zhàn)國文字和小篆的時(shí)候“月”就到了“門”里。F“綰”字在西周金文從 “”下有“
”，到了戰(zhàn)國文字和小篆中絲形就到了“官”外，逐漸成為了今天的“綰”字。 “丞”、“閒”、“綰”二字以及下揭“闌”字的多種字形都說明古文字中部首向上或者向下、向框內(nèi)或者框外演變是比較常見的。
古文字中的 “
”和“
”形是有差別的，但由于二者字形比較接近，因而在傳抄的過程中，會(huì)產(chǎn)生相互訛變的現(xiàn)象[6] 。小臣
簋中“
”在舀鼎中作“
”；“
”（《郭店·語叢》3·47；“暮”字）字其下部所從的“ 艸”形和“
”（《陶匯》3·372；“艸”字）字本身看上去都十分的象“”形；“?！弊衷诩坠俏闹凶?/SPAN>
（《前》1·6·6）、 
（《續(xù)》3·31·9），從“
”，其在《說文》小篆中作“
”，已經(jīng)訛變?yōu)椤?/SPAN>
”。所有這些都是“”、“”二形相互訛變的例證。上引G中的都是“若”字。其在甲骨文中從“”，到《說文》小篆已經(jīng)訛變?yōu)椤捌H”形。更進(jìn)一步證明古文字中的“”形可變化為“艸”形。
結(jié)合上面所揭示的文字演化現(xiàn)象以及已有的“”字出土材料，我們可以大致擬畫出其演化的軌跡，為：
（甲骨） → 
→ 
→ 
→ 
（戰(zhàn)國文字）→ （《說文》小篆）
“
”字經(jīng)過一番演變后就成了“菅”字。而 “艸”形和“竹”形在古文字中經(jīng)?；煊茫纭靶Α弊衷诔單淖种凶鳌?/SPAN>
”（《郭店·老乙》9）、“
”（《郭店·老乙》10）、“
”（《郭店·性》22）；“範(fàn)”字在戰(zhàn)國文字中作“
”（《璽匯》2286）、“
”（《陶匯》3·859），皆從“艸”形。 “菅”字經(jīng)過部首的部分混用后逐漸成為“管”字。文獻(xiàn)中有 “菅”和“管”相互通假的直接例證，《左傳·宣公十二年》：“次于管以待之”，陸德明《釋文》：“管，本或作菅”；《左傳·莊公九年》、《國語·齊語》的“管仲” 在《隸釋·武梁祠畫像》中就作“菅仲”；《水經(jīng)注·濟(jì)水注》“又東北過菅縣南”之 “菅”即“管”；《山海經(jīng)》“管涔山”之“管”在《太平寰宇記》卷四十一中作“菅 ”，謂“土人云，其山多菅草，或以為名”。這樣，“”字就成為“管”字了。
總之，甲骨文中 “”字就是“管”字。
這里需要補(bǔ)充說明的是，甲骨文中的“官”并不能理解為“管”。鄭杰祥曾將甲骨文“官”字中的一部分看成是“管”地[7] ，其依據(jù)主要是以下四條卜辭：
（4）庚辰卜，貞：在官。 （《合集》1916）
（5）戊戌卜，歲父戊。侑牛一，于官用。 （《乙》5321；《合集》22045）
（6） [于]戍官，入有□。 （《合集》28032）
（7）于戍官，入有[□]。 （《合集》28033）
按：以上卜辭中的“官 ”都不能作為地名。（4）、（5）兩例卜辭中的“官”當(dāng)如王恩田所言理解為舍，意為宗廟 [8] 。卯簋銘云：“余懋
先公官”，“先公官”就是先公宗廟；戒鬲銘云：“戒作 
官明
彝”，“官”就是酆京的宗廟。俱是其證。上引第（4）例卜辭意為庚辰這天占卜，貞問在宗廟（舉行祭祀嗎）。同片刻辭上有卜辭“ 丙戌卜，貞翌丁亥侑于丁牢”，說明本片刻辭是對祭祀進(jìn)行貞問。我們知道先秦時(shí)期的祭祀往往在宗廟中舉行，這也說明將“官”理解為宗廟是正確的。上引第（5）條卜辭在原拓片中有些部分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其中的“侑”和“用”分別位于第一、第二列，第二、第三列文字之間，其本身到底與哪一列文字連讀，并不是很明晰，很容易產(chǎn)生誤會(huì)。這從《甲骨文合集釋文》、《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鄭杰祥、王恩田作的幾種釋文的分歧中就可以看得出來[9] 。其實(shí)，此條卜辭位于龜甲背部的凸出部分，刻手為了刻字的方便可能不得已將“侑”、“用”偏出文字的正列，但從刻字的順序來看其應(yīng)當(dāng)分別與第二列、第三列文字連讀。又，其第二列的第一字雖已不清但還能隱約看出“歲”的輪廓；第三列文字“官”字上應(yīng)當(dāng)還有一“于”字。綜合來看，（5）辭應(yīng)隸定為上列的文字。這種隸定與同片龜甲的其它條卜辭辭例也是相合的，如“于妣己用”；“于來戊用羌”。（ 5）辭大意為戊戌這天貞卜，歲祭父戊；侑殺了一頭牛，這件事是在宗廟里舉行的。（6）、（7）兩例卜辭中的“官”當(dāng)理解為“館”。上引第（6）條卜辭的最后一字，《甲骨文合集釋文》作“正”；《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作：“
”；鄭杰祥作“災(zāi)”。原拓片也已漫漶，不知誰是誰非。但無論釋作何字，“官”都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館。意為駐守于館。第（7）條卜辭與第三條類似?？梢姡瑢⒉忿o中的“官”理解為地名“管”是不正確的。
二
眾所周知，商周金文中有另外一個(gè)被讀為“管”的字[10] 。1976年陜西臨潼出土了利簋（《集成》4131），其銘文曰：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歲鼎?？寺?，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利簋是西周武王時(shí)期的重要青銅器，它的銘文反映了周滅商的史實(shí)?！皻q”就是歲星；“鼎”當(dāng)讀為“當(dāng)”； “克”就是“能”；“聞”假借為昏，意為昏暮[11] 。銘文大意是說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這天早上，歲星正當(dāng)，從黃昏一直戰(zhàn)到了早上，占有了商都。辛未這天，王在闌師，賜給右史利金，利用來給檀公作器。于省吾認(rèn)為銘文中的“闌”，應(yīng)讀為“管”，其說為：
乃
字的異構(gòu)，商器卣作
，宰
角的“王才
”（從束乃柬之省體），以為地名。
監(jiān)弘鼎作
，上從
作
，宗周鐘有字，猶存初文。字象月光照于門上，故《說文》訓(xùn)閒為隙。至于月在門中，是后來偏旁的變易。 本為會(huì)意字，孳乳為，加柬為音符，則成為會(huì)意兼形聲字。后來又省化為柬，成王時(shí)器新邑鼎的“[王]自新邑于（訓(xùn)往）柬”，是其證。或柬均應(yīng)讀為管蔡之管。古文無管字，管為后起的借字。從閒從柬古字通，《荀子·修身》的“柬，理也”，楊注謂“柬與簡同”?！对姟や阡ⅰ返?“士與女方秉蕳兮”，毛傳謂“蕳，
也”。按齊詩蕳作菅。玄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十二，引《聲類》訓(xùn)葌為，并謂“葌又作菅二形”。按從柬從閒從官之字同屬見紐，又系疊韻，故知或柬為管之初文。后世管字通行而古文遂廢而不用。管之稱管 
，猶“成周”金文也稱“成”。管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謂在“鄭州管縣”?！吨軙?·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之后，均言“王在管”，可以參證。[12]
于先生將“闌”讀為“ 管”，于文字和當(dāng)時(shí)的歷史都是契合的，可謂是卓識(shí)，很令人信服，正如徐中舒所言： “于以闌為管叔之管，以聲韻及地望言之，其說可信”[13] 。歷來諸家對于利簋銘文的釋讀有很多的爭議，但“闌”為“ 管”之說卻很少被爭論，也說明了這一點(diǎn)。“闌”字也見于其它一些商周青銅器銘文，作：
（宰角） 
（父己簋） 
、
（戌嗣子鼎） 
、
（
方鼎）
諸字皆從“柬”得音。字形雖小有差異，但都是“管”字的異體。
既然利簋和其它青銅器銘文中的“闌”和甲骨文中的“”都指“管”字，且都是地名。為什么二者時(shí)代相近字形卻差別很大呢？答案就在于二者所指的“管”并非一地，而是兩地。
從文獻(xiàn)記載看，古代也確實(shí)有兩個(gè)“管”地?！段簳さ匦沃尽V陵郡》記“中牟”下有“管城”，同時(shí)“ 京”下亦有“管城”。那么，“闌”和“”所指代的“管”分別又在何地呢？
實(shí)際上，商代青銅器銘文中“闌”字所指代的“管”就在今天的鄭州管城。利簋銘文中，武王滅商后第八天，到達(dá)闌，并在此地賞賜利，說明其離朝歌不遠(yuǎn)，且戰(zhàn)略地位重要。商代的另外一些青銅器銘文也反映了“闌”地重要的情況，如：
丙午，王賞戍嗣子貝廿朋，在闌宗。用作父癸寶鼎。唯王
闌大室，在九月。犬魚。（戍嗣子鼎銘；《集成》2708）
庚申，王在闌，王格，宰從，賜貝五朋，用作父丁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翌又五。（宰
角銘；《集成》9105）
己亥，王賜貝，在闌，用作父乙尊簋。（父己簋銘；《集成》3861）
辛亥，王在闌，賞寢
□貝二朋，用作祖癸寶尊。（寢簋銘；《集成》3941）
乙未，王賓文武帝乙肜日，自闌
，王返入闌。王賞貝，用作父丁寶尊彝，在五月，惟王廿祀又二。（方鼎銘；《文物》2005年第9期）
戍嗣子鼎銘中的“宗” 是指宗廟，闌地設(shè)有宗廟，同時(shí)有大室，說明其地比較重要。宰角銘、父己簋和寢
簋銘中反映的商王在“闌”地賜貝的情況也與利簋銘相似。方鼎銘文說商王從闌地出發(fā)，肜祭文武帝乙，并回到闌地賞賜。李學(xué)勤據(jù)此認(rèn)為闌離文武帝乙宗廟不遠(yuǎn)，懷疑闌非“管”[14]。其實(shí)，此銘文并不影響“闌”是“管”的觀點(diǎn)，關(guān)鍵就在于闌地附近可能也設(shè)有文武帝乙的宗廟，如上引戍嗣子鼎銘就明確指出闌地有宗廟。這些銘文都說明“闌”在商代的時(shí)候就是商王常去之地。這與考古發(fā)掘中鄭州商城的情況是吻合的。鄭州商城的夯土城垣在商代二里崗下層二期筑成之后，一直延續(xù)用到商代二里崗上層一期[15] ，其雖在殷墟時(shí)期早已廢置，但考古工作者猶在鄭州白家莊、人民公園等地發(fā)現(xiàn)有年代接近安陽小屯殷墟文化遺存[16] ，這說明當(dāng)?shù)卦谏檀笃谌杂猩倘松?。有學(xué)者說鄭州管城是商代的別都[17] ，也可能符合當(dāng)時(shí)的實(shí)情。諸多的材料都說明“闌”所指代的 “管”就在鄭州的管城。
不僅如此，鄭州管城也就是西周時(shí)期管叔所封地[18] 。《史記·周本紀(jì)》：“（武王）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 ”，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曰：“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漢書·地理志》河南郡“中牟”條下班固自注說：“中牟，蒲田澤在西，豫州
，有筦叔邑”，顏師古注：“筦與管同”；《后漢書·郡國志》河南尹“中牟”條下亦曰：“有蒲田澤……有管城”，漢代的中牟縣指的就是今天的鄭州?！兑葜軙ご罂铩罚骸巴踉诠堋保煊以疲骸翱艘蠛蠖?，王巡守方國。管，管叔邑，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地?！薄对涂たh制》卷八“鄭州管城縣”條也說：“郭下本周封管叔之國”?！锻ㄖ尽な献迓浴罚骸肮苁?，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之國，其地在今鄭州管城是也”。
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鄭州市區(qū)郊區(qū)的董宅與
王村附近就曾發(fā)現(xiàn)有西周時(shí)期的遺址[19]。但商城的近城處一直沒有發(fā)現(xiàn)周初和西周時(shí)期的遺址，可能是由于管叔在此只留了很短的時(shí)間，其城址很快荒落下來的原因[20] 。
既然“闌”所指代的 “管”在鄭州（“中牟”下之“管城”），則“”所指代的“管”就在“京”地。這與文獻(xiàn)和相關(guān)史料的記載相合，《左傳·宣公十二年》云：“（楚師）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之間”，杜預(yù)注：“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二山在滎陽縣西北”?！妒酚洝せ菥伴g侯者年表》：“管共侯劉罷軍”，司馬貞《索隱》：“管，古國，今為縣，屬滎陽”?！端鍟さ乩碇尽贰皽铌柨ぁ毕掠小肮艹恰薄Ｇ迦藦堈{(diào)元《京澳纂聞》說：“晉以前之管，在今鄭州西北二十里石佛集，代移物換，遺跡罕存，惟石佛集北石佛寺中，有宋慶歷八年（公元 1048年）幢子，石刻云：‘奉寧軍管城縣管鄉(xiāng)’”[21] 。
20世紀(jì)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京縣東北小雙橋、石佛集一帶發(fā)掘了小雙橋遺址。遺址東北長500米，南北寬200米，面積有15萬平方米。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對其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該遺址的實(shí)際范圍應(yīng)為南北長1800米，東西寬800米，遺址面積達(dá)144萬平方米。遺址當(dāng)中發(fā)現(xiàn)了三處大規(guī)模夯土建筑基址、多處祭祀遺存和青銅冶鑄遺存，而且還發(fā)現(xiàn)了青銅器建筑飾件及其它銅器、玉器、原始瓷器、長方形穿孔石器等珍品以及朱書陶文[22] 。有專家因而以為小雙橋遺址是隞都所在[23] ，有一定的依據(jù)。但這處遺址主要屬于白家莊期遺存，其文化年代早于安陽殷墟，而且延續(xù)的時(shí)間較短[24] 。到了甲骨文所反映的晚商時(shí)期，這里可能已經(jīng)成為敵方生活的地方，因而州地之臣會(huì)到這里來執(zhí)捕祭祀用的物品。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知甲骨文中的“”字就是“管”字，其地在河南滎陽附近。州地之臣能從“”地執(zhí)捕物品，說明二地相距不遠(yuǎn)， “”地在滎陽、“州”在沁陽也正符合這樣的情況。
后來“”字逐漸演化為“管”字?！肮堋弊至鞑己?，“闌”字就逐漸被取代了，因而就出現(xiàn)了鄭州管城和滎陽附近都用“管”表示的現(xiàn)象。
總之，甲骨文中 “”字就是“管”字。它和商周金文中讀為 “管”的“闌”字是一字二地?！?/SPAN>”所指代的“管”的地望在今河南滎陽附近。
[1]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第82頁?！蹲髠鳌る[公十一年》的“王取鄔、劉、功蒍、邗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的 “州”就在今河南沁陽附近。
[2] 拙作：《殷墟甲骨“
”字疏證》，《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1期。
[3]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3053頁。
[4]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第12頁。
[5] 金祥恒：《續(xù)甲骨文編》，臺(tái)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第24頁。
[6]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
[7] 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67頁。
[8] 王恩田：《釋
、
——兼論商代的客館與戍守制度》，《考古學(xué)研究》（六），科學(xué)出版社， 2006年，第310-311頁。
[9] 《甲骨文合集釋文》作：“戊戌卜，侑歲父戊牛一，于官用不 ”?！兑笮婕坠强剔o摹釋總集》作：“戊戌卜侑……父戊牛一官用?！编嵔芟樽鳎骸拔煨绮罚Хジ肝?，用牛于官?！蓖醵魈镒鳎骸拔煨绮?，侑父戊，伐于官，用牛一”（同上注）。
[10] 其在不同的銘文中字形有別，為討論方便計(jì)，現(xiàn)皆以“闌”字代替。
[11]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頁。
[12]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第12頁。
[13] 徐中舒：《關(guān)于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文物》1978年第6期。
[14] 李學(xué)勤：《試論新發(fā)現(xiàn)的 
方鼎和容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第62頁。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25頁。
[16] 張文軍、張玉石、方燕明：《關(guān)于鄭州商城的考古學(xué)年代及其若干問題》，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考古新發(fā)現(xiàn)與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頁。
[17] 楊寬：《商代的別都制度》，《復(fù)旦學(xué)報(bào)》1984年第1期。
[18] 王震中認(rèn)為管叔的封地“管”不在鄭州，而在商的朝歌以東商代衛(wèi)地范圍內(nèi)的濮陽一代（《商代周初管邑新考》，王宇信、宋鎮(zhèn)豪、孟憲武：《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4年，第478-482頁）。其主要根據(jù)有二：一是將《逸周書·作雒解》“建管叔于東”的“東”看成是《詩經(jīng)·小雅·大東》中的“小東”和《左傳·定公四年》“相土之東都”；二是《史記·周本紀(jì)·正義》所引《帝王世紀(jì)》的材料“自殷都以東為衛(wèi)，管叔監(jiān)之；殷都以西為鄘，管叔監(jiān)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jiān)之：謂之三監(jiān)”。按：《作雒解》中的“東”是相對于岐周而言，泛指廣泛的東方，并不是具體的地名，《國語·晉語二》“將在東矣”韋昭注“東，東方也”就是其證，說“東”是具體的“濮陽 ”是有問題的；《帝王世紀(jì)》中的“東”也是相對于岐周而言，它所說的“東”，應(yīng)當(dāng)是我們通常意義所說的“西”，王說以“管”在濮陽于方位上亦說不通。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0] 曲英杰：《先秦都城復(fù)原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6頁。
[21] 轉(zhuǎn)引自張萬鈞：《嘉靖鄭州志校釋》。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小雙橋遺址的調(diào)查和試掘》，《鄭州商城考古新發(fā)現(xiàn)與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xué)文博學(xué)院考古系、南開大學(xué)歷史系博物館學(xué)專業(yè)：《1995年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fā)掘》，《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23] 陳旭：《小雙橋遺址的發(fā)掘與隞都問題》，《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24] 陳旭：《1995年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fā)掘結(jié)語》，《夏商文化論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157-158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3月14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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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8王進(jìn)鋒：卜辭中的管字與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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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月 在 2011/3/16 19:31:24 評(píng)價(jià)道：第1樓
闌字從柬, 這是一個(gè)收-m音語尾的閉口音字
官也好, 管也好, 從來都不是閉口音, 而是-n, 這看與姦字通假可知
現(xiàn)代漢語北方官話把這兩個(gè)全都弄混了
于省吾先生北人, 不明於此, 模糊帶過, 仍望先生明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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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耳 在 2011/3/16 23:09:50 評(píng)價(jià)道：第2樓
十三月先生是南方人？請問南方什么地方讀該字收－m尾，這個(gè)信息很重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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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懋父 在 2011/3/17 12:57:29 評(píng)價(jià)道：第3樓
搞錯(cuò)的是十三月自己，闌落干切，柬古限切，官古丸切，都是山攝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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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月 在 2011/3/25 17:26:47 評(píng)價(jià)道：第4樓
我不記通攝字類, 但以束歛聲義推求, 這是我的失誤, 這裡向兩位以及作者致歉, 敬請?jiā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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