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朝子鐘銘及年代問題
（首發(fā)）
張俊成
四川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1970年山東諸城臧家莊發(fā)現了一批青銅器，其中有樂器鐘九件，镈七件，《文物》1987年12期49頁圖二、三、四、《新收》1139—1147著錄，現藏諸城市博物館。
該器作器者是“公孫朝子”，應屬莒國公族，作器時間為“
（陳）
立事歲”時，“陳” 字從土說明時間已進入戰(zhàn)國田齊時代。但是莒國在前431年已為楚所滅，所以
公孫朝子有可能是莒國末世國君后裔，莒亡后歸服于齊[1]。盡管該器銘文署名為莒，但莒國已滅，器主已經為齊國高級官吏，因此此鐘當歸為齊器。該器是齊國罕見的樂器銘文。
編鐘基本形制為扁桶合瓦形。扁桶口部呈平、凹弧兩型，平口為镈，凹弧口為鐘。因柄的形狀而分為甬鐘、鈕鐘。編鐘各部位名稱，《周禮·考工記》載“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干，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即其一為扁桶平頂為“舞’，扁桶正、背面中上部的直闊條稱為“鉦”，其兩邊突出的乳釘稱“枚”，“枚”的上下間隔部分稱“篆”。下部稱“鼓”，彎凹的下口稱“于 ”，尖銳的兩側稱“銑”。懸鐘之柄按甬鐘或鈕鐘之別而分稱為“甬”或“鈕”。其中“甬”的頂端稱“衡”，“甬”中段一圈突凸的部分稱“旋”，“旋”上用以懸掛鐘鉤的孔稱“千”。甬鐘的懸掛方式是傾斜的，鈕鐘是直懸的。一般認為，直懸的鈕鐘晚于斜懸的甬鐘。
陳，字金文所無，亦不見于字書。有學者考證陳即陳舉 [2]。，孫詒讓《古籀余論》最早考證為即《尚書·牧誓》之“盧”[3]，王國維根據《三體石經》春秋“筥”之古文為“籚”字之偽略，指出 侯敦之侯即筥侯，釋該字為筥[4]，楊伯峻先生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引徐中舒說亦說為山東之莒，郭沫若從徐說[5]。裘錫圭先生詳加考釋也釋此字為“莒”[6]。1975年山東莒南大店二號墓出土的 
叔仲子平九件編鐘，報告者推斷，此墓主人就是后來做了莒國國君的茲平公[7]，孫敬明先生則釋此為莒國貴族即莒公子季佗[8]，使為“莒”字之說成定論。公孫朝子史書無載，但“從此墓出土的列鼎、組豆、編鐘、編镈、編磬等成套禮樂器來看，墓主地位較高”[9]，報告者從《史記·田齊敬仲世家》記載的“公孫會”、“公孫闬”皆為田氏，故認為其可能為田姓貴族，此說恐非，銘前綴以“莒”說明其當為莒國人，諸侯之孫稱為“ 公孫”，春秋時各國諸侯的后裔，以爵號為氏。春秋時，各國諸侯不論爵位大小，多喜歡稱公。按照周朝制度，國君一般由嫡長子繼位，即位前稱為太子，其它的兒子便稱為公子，公子的兒子則稱公孫。據此可知公孫朝當為莒國諸侯之后。莒國的姓氏，各家說法尚未一致，據現有史料記載，莒姓有四說，即曹姓說、嬴姓說、盈姓說和己姓說[10]，因此公孫朝當非田姓。
十月己
，此字報告者釋“亥” ，《近出》釋“丑”，《新收》釋“亥”，當釋“丑”為是，齊系文字中還見“丑”字，形作“
（拍敦，《集成》4644）”，齊國銘文“亥”有以下諸形：
（陳逆簋，《集成》4096）
（陳
簋，《集成》4190）
（
镈，《集成》217）
以上字形與“丑”字差異很大，故該字釋“丑”為是。
該套編鐘為九件，春秋早期已經見九件一套的編鐘[11]。編鐘的數量經歷了一個由少及多的過程。西周早中期大致為三件為一套 [12]，西周晚期主要是八件為一套[13]。春秋戰(zhàn)國時期編鐘數量一般都超過九件，春秋晚期數量最多的是淅下川寺M2出土的王孫誥編鐘，數量達26件[14]，戰(zhàn)國時期數量最多的是曾侯乙墓編鐘，數量達六十四件[15]。
該墓年代，齊文濤先生定為戰(zhàn)國晚期，齊先生指出“鼎、壺的形制已接近于西漢作風，特別是編镈、編鐘和鏤空奩形器上的無首龍與河北滿城劉勝墓中出土的鎏金環(huán)耳銅杯上的紋飾極為相似，其年代在戰(zhàn)國中是屬于比較晚的” [16]。王恩田先生亦定為戰(zhàn)國晚期[17]。任日新先生認為該墓當為戰(zhàn)國中期，任先生指出“此墓出土的銅器風格與信陽長臺關一號墓和江陵望山一號墓出土銅器有近似之處，鐘、镈厚重，鑄造精致，遺留春秋風格，因而不會晚到戰(zhàn)國晚期。鐘、镈銘文 字從土，是戰(zhàn)國時田齊的專用字?！⑹職q十月丁亥’的行文格式，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中期，戰(zhàn)國晚期雖有立事，但多不書月日。據以看來，此墓的年代以定在戰(zhàn)國中期為宜” [18]。我們認為從器形、紋飾風格來看該墓的年代不會晚至戰(zhàn)國晚期，我們認為當為戰(zhàn)國早中之際，諸城出土的9件鈕鐘，從形制上講屬長腔長鈕闊鼓式。該式編鐘盛行于戰(zhàn)國早、中期，突出特點是鐘鈕較長，其它各部均同常制。該鐘舞、鉦、鼓部均飾三角雷紋及渦紋地無首有爪龍紋，篆飾浪花紋，泡形枚飾蟠蛇紋及渦紋[19]。有些器物明顯繼承了春秋晚期器物的風格，總體而言具備戰(zhàn)國早期器形的典型風格，有些器物可能為戰(zhàn)國早期偏晚。先看鼎的風格，戰(zhàn)國時期盆鼎多有蓋且逐漸變平、多數為三環(huán)鈕、多為蹄足且逐漸變短，腹逐漸變淺。該墓出土的四件銅鼎，腹較淺，有蓋且隆起，與器合成扁圓形，矮粗蹄足，雙耳向外彎曲，素面，腹部飾有一條凸弦紋，該鼎比戰(zhàn)國中晚期鼎腹要深些，蹄足要高些，且蓋隆起，而戰(zhàn)國中晚期的蓋要更平。該鼎器形十分接近于洛陽中州路 M2717:89出土的戰(zhàn)國早期鼎[20]。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圓腹壺腹最大徑逐漸上移，頸逐漸變短。該墓出土的壺，圜頂蓋，頂上飾有三環(huán)鈕，頸較細長，圓鼓腹，上腹雙輔首銜環(huán)，平底，矮圈足，器形十分接近于山西長子牛家坡M7:6出土的戰(zhàn)國早期壺[21]。該墓出土的銅器整體風格凝重厚重，遺有春秋晚期銅器的風格，另外從 “立事歲十月已亥”文句看。其行文格式屬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中期流行文法。后來在戰(zhàn)國晚期雖有“ 立事”，但多不書月日。據此，再結合形制特點可以認為，編鐘年代不會晚于戰(zhàn)國中期。因此，綜合來看該器定為戰(zhàn)國早期為宜。
[1] 黃盛璋：《山東出土莒之銅器及其相關問題綜考》，《華夏考古》1992年4期。
[2] 王恩田先生認為匊的古文作“臼”，見《玉篇》，舉的古文也做“臼”，見《字匯》，故可通。陳舉即《戰(zhàn)國策·齊策六》“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之陳舉。
[3] 孫詒讓：《古籀餘論》，231頁，中華書局，1989年。
[4] 王國維：《王子嬰次盧跋》，《觀堂集林》卷十八，900—901頁，中華書局，1959年。
[5] 楊樹達：《齊太宰歸父盤跋》，《積微居金文說》，中華書局，1997年。
[6] 裘錫圭：《戰(zhàn)國貨幣考》，《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2期。
[7] 山東省博物館等：《莒南大店春秋時期殉人墓》、《考古學報》1978年3期。
[8] 孫敬明：《莒史綴考》、《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二輯，三秦出版社，1990年。
[9] 山東諸城縣博物館：《山東諸城臧家莊與葛布口村戰(zhàn)國墓》，《文物》1987年12期。
[10] 曹姓說出自《國語》?！秶Z·鄭語》曰：“ 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于周……曹姓鄒、莒。”嬴姓說出自《姓氏族譜》和《史記· 秦本紀》。《春秋左傳·隱公二年》正義引《世族譜》云： “莒，嬴姓，少昊之后。”《史記·秦本紀》：“秦之先為嬴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 ”杜預《春秋釋例》亦說：“莒國嬴姓，少昊之后。”嬴姓說出自《漢書·地理志》。《地理志》城陽國莒縣條下注：“ 故國，嬴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后。” 己姓說出《左傳·文公八年》和《世本》、《潛夫論》?！蹲髠鳌吩疲?/SPAN>“穆伯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 《潛夫論·志氏姓》云：“莒子姓己氏。”
[11] 如山東沂水劉家店春秋早期墓中出土的陳大喪史鈴鐘（《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4年9期）。
[12] 如寶雞竹園溝M7的三件套編鐘，時代約在康王時，寶雞茹家莊M1乙編鐘（《寶雞
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 如扶風齊家村窖藏出土的柞鐘（《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
[14] 趙世綱：《淅川楚墓王孫誥鐘的分析》，《江漢考古》1986年3期。
[15] 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文物》1972年5期。
[17] 王恩田：《東周齊國銅器的分期與年代》，《中國考古學會第九次年會論文集》，294頁，文物出版社，1997年。
[18] 山東諸城縣博物館：《山東諸城臧家莊與葛布口村戰(zhàn)國墓》，《文物》1987年12期。
[19] 溫增源：《諸城公孫朝子編鐘及其相關問題》，《齊魯藝苑》1992年1期。
[2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圖版陸肆，科學出版社，1959年。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11月5日
本文發(fā)佈日期為201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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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7莒公孫朝子鐘銘及年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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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道人 在 2010/11/6 17:54:47 評價道：第1樓
作者隸定爲“立+匊”之字，所從實非“匊”，而是古文字屢見的用爲“選”、“纘”、“徙”、“沙”等詞的“尾+米”，《說文》“古文徙”即由此變來。學者早已正確釋出，參看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191頁所加“編校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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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xù)逸 在 2010/11/6 18:10:35 評價道：第2樓
該銘第二字原發(fā)表者摹本有誤，後來著錄此器摹本的書皆延其誤。很早以前就已經不止一位學者指出公孫朝子鐘該字應釋為徙，如董蓮池（1997）等。該字右邊表示“尾巴”的部分其實是和左邊人形相連的，整理者誤把“尾巴”部分和人形割裂，並且又和所謂“米”形右上角那一筆相結合，於是該字右邊被誤摹成近似“不”形。其實把該字除去“立”旁後，和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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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梧桐 在 2010/11/6 22:33:56 評價道：第3樓
十分感謝紫竹道人、續(xù)逸兩位先生的指點，小文更多關注了器形的分析，學力所限，于此字考量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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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b 在 2010/11/7 12:29:09 評價道：第4樓
好像最早是李家浩所釋，朱德熙先生所引。書沒在手，只是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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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不同意我就要打人了 在 2010/11/7 12:59:25 評價道：第5樓
楊伯峻先生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引徐中舒說亦說
為山東之莒，郭沫若從徐說[5]。“楊伯峻先生”恐怕當是楊樹達先生？（見《積微居金文說》第379—380頁，上海古籍版）
而且，竊以為原書云：“郭沫若……引徐仲舒說……與王說同，蓋徐用其師說也，郭沫若從徐說?！苯癫灰靶煊闷鋷熣f”，好像郭所采納的意見是徐的原創(chuàng)，略顯斷章取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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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t 在 2010/11/7 13:59:16 評價道：第6樓
李家浩：《關于甲骨金文“
此字確為李師最早所釋，由于發(fā)表在俞先生專著中，不為大家所注意，以為是曾憲通先生的發(fā)明。此說近年雖多次被學者引及，如裘先生《古文字論集》178頁、《讀逨器銘文札記三則》、陳劍《甲骨金文“翦”字補釋》等，但注意者似乎仍很少。
李師近著《章子國戈小考》（《出土文獻》第一輯）、《先秦古文字與漢魏以來俗字》（“中國語言學發(fā)展之路——繼承、開拓、創(chuàng)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北京大學，2010年8月）、《〈說文〉篆文有被漢代小學家篡改和偽造的字形》（第二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漯河，2010年10月），對其說都有提及。
李師之說發(fā)表在包山簡、郭店簡公布之前，運用秦漢簡、漢至唐代璽印、碑刻資料中“徙”的寫法去考釋甲骨金文中的“徙”字古文，是運用漢魏以來俗字來考釋先秦古文字的一個范例，值得我們認真拜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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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道人 在 2010/11/7 18:24:40 評價道：第7樓
古文字中的“尾+米/尸+少”字，是李家浩先生最早釋讀出來，見於俞偉超先生書中所引，後來裘先生、陳劍先生、劉釗先生（《兵器銘文考釋（四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96—97頁）等皆有引述；只要瞭解古文字考釋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件事情。lht先生鄭重揭出李家浩先生的文章，正給了我們一個重溫李先生精彩考釋的機會。不過，我引曾憲通先生的文章，續(xù)逸先生引董蓮池（1997），並不是以爲“尾+米”是他們的“發(fā)明”，而是僅就莒公孫潮子鐘銘的這個從“尾+米”之字的辨認而言的。我們的意思是，鐘銘的這個字從“古文徙”，董先生、曾先生等人早就指出過了。據我的印象，李家浩先生談甲骨金文“尸+少”字的文章，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提到莒公孫潮子鐘的這個字。爲避免引起誤會，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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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竹道人 在 2010/11/7 18:33:55 評價道：第8樓
另外，lht先生的發(fā)言提供了李家浩先生新作的重要信息：《先秦古文字與漢魏以來俗字》（“中國語言學發(fā)展之路——繼承、開拓、創(chuàng)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北京大學，2010年8月）、《〈說文〉篆文有被漢代小學家篡改和偽造的字形》（第二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漯河，2010年10月），順便在此代表廣大讀者拜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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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xù)逸 在 2010/11/7 19:12:59 評價道：第9樓
完全同意“阿紫”先生的發(fā)言。只要稍微看過點古文字考釋方面文章的人，大凡都知道“尾+米/尸+少”之字，李家浩先生很早以前就已經有精彩的論述。不過我們只是就莒公孫潮子鐘銘上面的這個字的辨認而言，故沒扯遠了。所以“不為大家所注意，以為是曾憲通先生的發(fā)明”，此話似乎有點過。此外章子國戈中讀爲“選”的那個字並非李先生首先指出，（據我所知，在李先生《章子國戈小考》附記所記之外，還有好幾家已經在李先生之前就已經把章子國戈那個字讀爲“選”）雖然章子國戈該字應讀爲“選”，但是李先生對它的字形分析未必準確。
同求李先生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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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t 在 2010/11/7 19:36:12 評價道：第10樓
紫竹道人:
古文字中的“尾+米/尸+少”字，是李家浩先生最早釋讀出來，見於俞偉超先生書中所引，後來裘先生、陳劍先生、劉釗先生（《兵器銘文考釋（四則）》，載《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96—97頁）等皆有引述；只要瞭解古文字考釋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件事情。lht先生鄭重揭出李家浩先生的文章，正給了我們一個重溫李先生精彩考釋的機會。不過，我引曾憲通先生的文章，續(xù)逸先生引董蓮池（1997），並不是以爲“尾+米”是他們的“發(fā)明”，而是僅就莒公孫潮子鐘銘的這個從“尾+米”之字的辨認而言的。我們的意思是，鐘銘的這個字從“古文徙”，董先生、曾先生等人早就指出過了。據我的印象，李家浩先生談甲骨金文“尸+少”字的文章，似乎還沒有來得及提到莒公孫潮子鐘的這個字。爲避免引起誤會，特此說明。我的發(fā)言并沒有專門針對您的意思，只是講我讀書的感受。您的評論我早就看到了，今天才發(fā)言主要是因為“dongb"提到李老師的考釋，但沒有詳細說明，一開始我還以為說“莒”字呢。因為如此，我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李老師的文章沒有提到莒公孫子潮鐘的這個字，他只指出來文例明確的齊系鐘銘陳（貝+方）簋等銘的相關之字，並引裘先生的意見讀為“選”?！癲ongb”說是李老師所釋，應該是指古文字中的這個字最先釋出者是李老師。我也是這個意思。至於具體到莒公孫子潮鐘銘文，當然是董先生等比較早地公開指出的。古璽上的這個字，李老師也沒有指出，應該是曾先生比較早地釋出的。以后在新材料上看到這個字，釋出者當然也不一定是李老師，不過我希望他在考證中能提到李老師的文章。
李老師的考證精彩絕倫，每讀起來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作爲李老師的學生，總想替他宣傳一下，想讓大家都知道自己老師的好文章，已經讀過的希望他知道這篇文章的精彩，沒讀過的希望他趕緊找來認真讀一下。這樣的心理，想來大家也能理解。
我所提到的李老師兩篇新作，很對不起，他一再叮囑，在沒有正式出版之前是不能在其他媒介上公開的。至于出版之后，那就得看出版單位的意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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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t 在 2010/11/7 21:43:03 評價道：第11樓
續(xù)逸:“不為大家所注意，以為是曾憲通先生的發(fā)明”，此話似乎有點過。
再聲明一次，這是我讀書的感受，并不是針對您二位。
李師的文章發(fā)表在1988年，裘先生最早引用是在1985年，曾憲通先生相關的考釋最早發(fā)表于1992年。從85-92年是大家不知道李老師意見的時期，此為不為人所注意者一。當然，跟他同一研究室的人是知道的，比如朱德熙先生、裘先生等，所以裘先生才能引用。后來陳劍先生也知道也引用，我想一定程度上有這方面的原因。
1991年包山簡發(fā)表，曾憲通先生于第二年在古文字年會上發(fā)表《楚文字釋叢》，1996年元旦修訂后正式刊出，通篇都沒有提到李老師的考釋。此為不為人所注意者二。此文反倒是引用李零先生《〈長沙子彈庫戰(zhàn)國楚帛書研究〉補正》的意見：“此字當是徙的古文，《說文》徙古文作 ，叔夷鐘、鎛和陳（貝+方）簋 字從之，皆作 ?！贝宋囊彩?992年古文字年會論文，正式刊于《古研》20輯175頁，1999年。李零先生跟李家浩先生在同一個研究室，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也應該知道李老師的說法的，可能李零先生此說是對李老師說法的舉一反三。李零先生沒有注出是叔夷鐘（即 叔弓鐘）等字的考釋是李老師的意見，我們不好猜測，是恰好忘了呢，還是不謀而合？
奇怪的是，曾憲通先生1995年發(fā)表的《論“徙盟之璽”及相關問題》一文中已經注意到裘先生1985年文（即《古文字論集》178頁之文），并引了李老師關於甲骨文“徙”的意見，但下文講叔弓鐘、陳（貝+方）簋等的此字時則沒有提到別人已經講過。我查了一下裘先生原文，他已經指出此點，不知曾先生為何沒有引。而上舉1996年定稿之文卻引了李零先生的說法。裘先生文發(fā)表在1985年，李零文發(fā)表在1992年，即使不知道李師文1988年已發(fā)表，也應該引裘先生1985年文，而不是李零文。此爲不為人所注意者三。
曾先生二文發(fā)表後，學術界多同意上述之字確是“徙”字的古文。在提到關於此字看法的時候，大多引曾先生文為據，如趙平安先生2003年發(fā)表在《華學》第六輯上的文章。趙文談齊璽上的這個字，當然引曾先生1995年之文最合適。不過我想，如果他知道李老師有這樣一篇詳細考證的文章話，他多半會提及的。此為不人所注意者四。
這種情況持續(xù)到什么時候，我不敢肯定。以我的感受，大概是裘先生2003年發(fā)表《讀逨器銘文札記三則》之后吧。這之后，學者知道李老師文章的人漸多，到今天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我說“似乎還很少”大概是不對的，但絕沒達有到稍曉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的程度。
基於以上原因，我特別想宣傳李老師的這篇文章。我只是愛師心切而已，沒有別的意思，二位先生不要見怪。
李老師《章子國戈小考》一文讀“選”的意見，“續(xù)逸”先生指出已有多位先生提出過，我見識較少，不知都有誰，請您明示。我只知道復旦大學的謝明文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是重慶2009年博士論壇論文，我有幸參加，才知道。其觀點相似，根據也是我們上面所提到的李老師的這些意見。有了李老師、裘先生意見的基礎，這個字的釋讀應該很容易，出現撞車情況也就不奇怪了。
謝先生論文當時未正式發(fā)表，會議又沒有發(fā)論文集，且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李老師的文章早已定稿，又他已發(fā)現《古文字譜系疏證》已經說過，所以就沒有跟李老師說。我也沒有跟謝先生說，怕他因此不去發(fā)表他的文章。
謝先生關於字形的意見跟李老師與《古文字譜系疏證》都不同，“續(xù)逸”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事，主要還是圖版不很清楚，可以見仁見智。
李師文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引用襄陽王坡出土的鄧公孫無忌鼎銘“徙吉金”作為佐證，把“徙”的意思完全卡死了。裘先生把“徙擇吉金”讀為“選擇吉金”，是把“徙”、“擇”看作同義詞連用，從理論上講“徙”也有可能是“擇”的修飾語，是一個副詞，作狀語。事實上，曾憲通先生就不同意把“徙”讀為“選”，而讀為“爰”。公孫無忌鼎銘沒有“擇”字，證明狀中結構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它們只可能是對文同義的關系。也就是說，李師此文一出，“徙”讀為“選”才成為一個完全不可撼動的定論。我的這個看法，不知能否得到“續(xù)逸”先生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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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aogui 在 2010/11/7 22:26:53 評價道：第12樓
俺覺得作選擇用的「徙」其實也可以讀為「差」的。差，擇也。郭店簡《五行》簡17的「徙」，《詩經》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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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秀才 在 2010/11/8 10:07:36 評價道：第13樓
一篇論文，引出討論，都很精彩，拜讀學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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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書生 在 2010/11/8 10:43:12 評價道：第14樓
董蓮池先生在《銅器銘文五釋》中說：立旁乃屬無義之偏旁，戰(zhàn)國文字每喜加“立”為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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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梧桐 在 2010/11/8 10:58:29 評價道：第15樓
各位先生討論的都很好，只是氣氛再和諧些，都怪在下才疏學淺，沒有把此字考釋的來龍去脈搞清楚，才讓大家費了那么多口舌。在下在此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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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瀧 在 2010/11/8 11:15:08 評價道：第16樓
墓葬年代應該早不到戰(zhàn)國早期，當在戰(zhàn)國較晚時期。墓葬年代，王恩田先生進行過詳細論證（王先生還有《莒公孫潮子鐘考釋與臧家莊墓年代》一文，刊于《遠望集》上，文中未引；又“齊文濤”乃王恩田先生筆名），朱鳳瀚先生也定為戰(zhàn)國中期偏晚（《中國青銅器綜論》），都認為墓葬要晚到戰(zhàn)國后期，意見比較中肯。學者強調墓中同出陶豆的年代，是有眼光的，該類豆遺址中多見，從考古學角度看，的確很難早到戰(zhàn)國較早時期。銅鼎的年代也晚，文中說“該鼎比戰(zhàn)國中晚期鼎腹要深些，蹄足要高些，且蓋隆起，而戰(zhàn)國中晚期的蓋要更平。該鼎器形十分接近于洛陽中州路 M2717:89出土的戰(zhàn)國早期鼎”，似有問題，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大多數蓋面較隆起的鼎反而年代較晚（如中山墓出土銅鼎），蓋面較平的鼎則多數年代較早（如春秋末年到戰(zhàn)國初年的多數銅鼎）。M2717出土銅鼎屬年代較早者，蓋面較平，體較寬，口沿下有紋飾，與臧家莊鼎有相當差距；后者器身素面，腹下部僅有一道弦紋，其風格在晚期銅鼎中較常見。腹深和足高均不能作為斷代的準確特征，如腹深，戰(zhàn)國較晚時期的銅鼎整體較圓，腹部有的很深，較早時期的銅鼎（尤其是春秋末年到戰(zhàn)國早期的銅鼎），有的底部較平，腹身反而較淺。至于壺的年代也無法定在戰(zhàn)國早期。還有墓中出土蓋豆，比較已發(fā)表的齊墓材料，也可知它年代較晚。總之，銅器整體風格實在看不出“整體風格凝重厚重，遺有春秋晚期銅器的風格”，它們是戰(zhàn)國較晚時期的組合當無問題。至于戰(zhàn)國編鐘之斷代，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據它斷代遠不如據其他器物靠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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