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變”過程中的社會與文字
（首發(fā)）
陳家寧
天津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
提 要：從春秋戰(zhàn)國到秦代，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劇烈變革，同時文字面貌也與時俱進。本文從兩個方面來闡述這時期社會與文字之間的互動關系：1.秦國的政治發(fā)展與文字演變。2.周秦時代的兩次“書同文” 。分析、揭示導致漢字發(fā)展的社會根源。
關鍵詞：周秦之變、秦系文字、出土文獻、“書同文”、字書
裘錫圭先生把中國文字形體的發(fā)展分為兩大階段：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1]后一時期的漢字又被稱為“近代漢字”[2]或“現(xiàn)代漢字”[3]。隸變是兩個時期之間的過渡環(huán)節(jié)，“是漢字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4]。趙平安先生認為“隸變始于戰(zhàn)國中期”，“隸變的下限在今隸”， [5]這里的“今隸”非指楷書，而是指區(qū)別于“古隸”的漢代隸書。因此趙先生研究隸變時所使用的材料，從時代上講，包括了戰(zhàn)國、秦代和兩漢。
我們知道，文化是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文字是記錄語言是符號，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文字的發(fā)展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發(fā)展決定的。我們在研究隸變等文字發(fā)展現(xiàn)象時，如果僅僅局限在純文字學的視角中，有些問題恐怕是無法完全解決的。因此從社會史的角度入手，利用古文獻中的史料，探討隸變時期的社會發(fā)展，或可對文字學研究有所裨益。
由于秦代短祚，在古史研究中，一般習慣把秦統(tǒng)一中國以前稱為“先秦”時期，而把秦代與兩漢放在一起研究，稱為“秦漢”時期。這當然有其道理：“周秦之變”是中國上古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先秦時期的夏商周三代，中國政治格局的主要特點是建立在以血緣、宗法為基礎的相對松散的邦國聯(lián)盟之上；而秦漢以后，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格局和非世襲的官僚入仕制度，與前者相比具有明顯的不同。
但這種劃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處：它給人的印象是，過分強調(diào)秦統(tǒng)一六國的事件本身，仿佛在它之前和之后，中國社會發(fā)生了一次基因突變，容易讓人忽視秦代各種制度產(chǎn)生的緣由和經(jīng)過。李學勤先生在其《東周與秦代文明》新版后記中提到，其著作之所以將東周與秦放在一起討論，是由于已有許倬云先生寫《西周文明》和王仲殊先生寫《漢代文明》。[6]但這種“無心插柳”的做法反倒給我們以極大的啟發(fā)：秦代的社會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秦國的發(fā)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從秦國的角度來研究東周史，并把它與秦代史貫穿起來，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秦代諸多制度的來源，進而理解秦系文字發(fā)展軌跡的深層根源。
《史記·秦本紀》所載秦仲以前的歷史未可盡信，但從秦襄公、穆公到孝公，直至惠文君、昭襄王，歷經(jīng)二十余代秦君的不懈努力，經(jīng)過四五百年的發(fā)展，秦國從西陲一個蕞爾小國，逐步發(fā)展成為稱霸天下，并兼諸侯的豪強，卻是有目共睹的。秦國的發(fā)展是上古封建制王國向中古郡縣制帝國演變過程的一個縮影，以致有人認為“在一定意義上，一部秦國史就是一部春秋戰(zhàn)國史，一部濃縮了的中國帝制發(fā)生史”。 [7]
從東周，尤其是戰(zhàn)國到秦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中國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劇烈變化，同時文字面貌也為之一變。本文從兩個問題入手，闡述這個時期社會與文字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秦國的政治發(fā)展與文字演變
整個東周史可以看作是周國的衰落史，同時也是秦國的興盛史。在這一時期，雙方國力的發(fā)展趨勢基本上是成反比的。如下圖所示：
圖1：周、秦實力發(fā)展及“書同文”時代對照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共和元年即秦仲四年記起，秦仲以前的秦史《秦本紀》中大多只記世系，未必盡可信。秦國的真正發(fā)展應該從秦襄公被周平王封為諸侯算起，其后秦文公取得西岐之地，憲公向岐東發(fā)展，秦武公又向河西及西北方向發(fā)展。至此秦國領土已經(jīng)容納了西周時期周王朝的全部直屬領地。在文化上，秦人出身自西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固有特點，但由于對周邦舊民的接收，可以說此時的秦國是西周文化的繼承者。春秋時期的秦文字在繼承西周文字整體風格的基礎上略有發(fā)展。關于這一點，可以為春秋時代秦公鐘、鎛與秦子戈、矛等銅器銘文的字形特點所證實。[8]（見圖2）
值得注意的是，《秦本紀》中記載秦武公時曾攻占邽、冀戎、杜、鄭等地，并“初縣”之?？梢娫缭诖呵锴捌冢瑠Z地后立縣而不封君的做法就已為秦國所實施。這為后來秦國在其境內(nèi)推行各種統(tǒng)一的制度和政策樹立了范例，奠定了良好的施政基礎。
秦德公遷都雍城，開辟了秦國融入華夏的新時期。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其時的秦國雖仍被目為“戎夷”，但已發(fā)展成屈指可數(shù)的強國。經(jīng)過多年與晉國的戰(zhàn)和交往，終覺時機尚未成熟，改變方略而獨霸西戎，奠穩(wěn)了后方的基礎。其后秦康公又四敗晉師，至春秋末年秦晉之間攻伐未絕。這一時期秦國字體風格略有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筆畫粗細的勻稱和字形的規(guī)整上。這可以從陜西鳳翔秦景公一號大墓出土的石磬和傳世秦公鎛、簋的筆法中看出來。[9]（見圖3）
春秋戰(zhàn)國之際的數(shù)代秦君多無大作為，秦國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個中衰期，尤以“厲躁積弱”為甚。直至秦孝公任用商鞅，獎勵耕戰(zhàn)，變法圖強，很快使秦國躍居戰(zhàn)國首強。后來秦代的很多政治模式，都肇始于商鞅變法。商鞅變法中，統(tǒng)一度量衡是一項重要內(nèi)容，戰(zhàn)爭的需要又使秦國制造了大量兵器。商鞅任職期間留下的銅器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依據(jù)。根據(jù)用途和銘文字體特點，傳世商鞅器可分為兩類：方升等量器上的銘文線條比較明朗，字形規(guī)整嚴謹，風格上已經(jīng)向小篆方向發(fā)展；（見圖4）大良造鞅戟、鐓等兵器上的刻文筆畫圓滑，形體活潑，具有明顯草率的手寫體風格，有些筆法類似于后世的隸書。（見圖5）
我們知道，秦代“書同文”，規(guī)定正式場合用的正體字是小篆，官方文件及民間習用的是隸書。二者形體不同，正是由于它們使用場合不同，書寫材料不同。這個差別在商鞅時代就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了。
秦惠文君時期諸侯國君紛紛稱王，他本人也于即位十四年時改元稱王，他是第一位稱王的秦君。陳直先生1957年首先披露考證的秦惠文君前元四年封宗邑瓦書，[10] 其字體與商鞅方升比較接近，但個別筆形出現(xiàn)了隸變的趨勢。（見圖 6）時代相近的傳世詛楚文由于是用于告神，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因此字體更顯莊重規(guī)整，總體風格與秦代篆書十分接近。
其后秦武王對周鼎頗感興趣，欲“窺周室”，秦國勢力深入中原。四川青川戰(zhàn)國秦墓出土的木牘[11] 時代在秦武王二年。（見圖7）據(jù)《秦本紀》載，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將司馬錯伐滅蜀。在此之前，蜀地使用的是不同于漢字體系的“巴蜀文字”，[12] 而滅蜀之后，秦國將秦文字推行到蜀地。木牘字體與后世秦簡字體很接近。
到秦昭襄王時期，又與齊湣王共同稱帝，盡管他后來迫于壓力取消帝號，但形勢發(fā)展已經(jīng)把秦國推到了謀求統(tǒng)一天下的地位。秦昭王在位56年，期間不斷發(fā)動戰(zhàn)爭，擴大勢力。他先后伐齊，滅義渠，擊楚、韓、魏、趙等國。在所奪領土上設置了隴西、北地、上郡、南郡、巫郡、黔中、上黨等諸多郡屬。并滅西周，取九鼎，初步完成了改朝換代。秦孝文王、莊襄王時期，又奪取三晉大片土地，并滅東周，奏響了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前奏。這一時期在秦文化考古學上稱為咸陽中期，關中地區(qū)秦墓中出土了不少有銘銅器和兵器，[13] 字形均處于篆隸之間。
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秦敗楚于丹陽，取其漢中地置郡。秦昭襄王二十七至三十年，秦將司馬錯、白起、張若先后伐楚，秦人“ 半吞勁楚”，奪取了楚國兩湖江漢的大半壁江山。此后，原先通行楚文字的湖北廣大地區(qū)被強制使用秦文字。盡管秦、楚兩種文化在當?shù)嘏鲎?、交融，互相影響，但至秦始皇時期，這一地區(qū)已被秦國統(tǒng)治半個世紀之久，該地出土簡牘上的字體則已完全是秦文字的風格。湖北云夢睡虎地 11號秦墓竹簡等資料的字體可以為證，這是比較典型的隸書。
因此可以看出，在戰(zhàn)國時期秦的擴張、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秦每得一地，即在當?shù)卦O郡縣，推行秦國法律、度量衡標準和秦文字。這說明秦國的“書同文”并非始于《說文》序所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事實上，早在秦統(tǒng)一中國以前，其“書同文”就已隨著秦國領土的擴張而逐步施行了。只不過秦始皇是統(tǒng)一的最終完成者，并且是在水到渠成的情況下、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一氣呵成地剪滅六國，因此在關東諸國的大部分領土上推行秦文字，確是秦始皇的主要功績。但這次“書同文”的質變是以之前數(shù)代秦國君王的量變努力為基礎的。
雖然秦朝在關東地區(qū)強制推行秦文字，但由于秦國不尚學術，以吏為師，因此用秦國文字書寫的多是法律文件、歷史年表、日書等實用檔案類的文書。到目前為止，出土的秦系簡牘中尚未發(fā)現(xiàn)典籍類的古書。而關東的百家學者是要讀典籍的，因此在秦統(tǒng)一初年，用六國古文書寫的典籍在關東地區(qū)必然仍有比較廣泛的流傳。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統(tǒng)一后八年），在丞相李斯的建議下，發(fā)布了“焚書令”。該法令具有很強的政治性，針對的主要是民間私藏的《詩》、《書》及各國史記。[14] 《詩》中記載了很多商周史事，《書》本身就是古史書，也就是說秦始皇要用秦史來掩蓋和改寫古代及各國歷史，向關東臣民宣揚秦滅六國的正義性，灌輸“秦國民”意識。
焚書使得用六國文字書寫的書籍在民間瀕于絕跡，或至少是不敢被公開傳布，這迫使讀書人改讀用秦文字書寫的書籍，進一步促進了文字同化政策的推行。22年后，至漢惠帝四年廢除“挾書律”時，新成長起來的年輕學者都已經(jīng)無法閱讀用六國文字書寫的書籍了。
避諱指避免直接說出或寫出某些人的名字。在《左傳》、《禮記》等典籍中零星記載了我國先秦時期的避諱——尤其是君主名字避諱的事例和制度。[15] 由于秦始皇本人性格的原因，其臣下對他“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說話要小心謹慎。避諱制度也為他所發(fā)展。其父莊襄王名“子楚”，故《呂氏春秋·音初》中的 “楚”避作“荊”，西漢《戰(zhàn)國策·秦策一》及《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等的有關篇目也有其例?！妒酚洝分械摹罢隆北茏鳌岸嗽隆薄Ｇ囟篮ヒ灿捎诒苤M而將“望胡宮”改為“望夷宮”。與先秦時期避諱以主要表達對尊者或先人的敬意不同，秦代的避諱主要是為了體現(xiàn)皇帝至高無上的尊嚴，與秦始皇議定“制”、“詔”、“朕”、“璽”等詞為皇帝所專用的做法具有相似的性質。秦的避諱對后世各封建王朝影響深遠。如兩漢二十余位皇帝各諱其名，根據(jù)字書或六經(jīng)中的訓義，以專門的同義字代之。如《說文》：“邦，國也。”故經(jīng)漢代傳寫的典籍中很少出現(xiàn)“邦”字，多代以“國”。
避諱從根源上講，是原始人思維中詞語禁忌（taboo）現(xiàn)象制度化的結果。不僅在中國古代十分盛行，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尤其是在比較原始的社會中，這是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弗雷澤在《金枝》第22章“禁忌的詞匯”中將避諱分為五類：個人名字、親屬名字、死者名字、君主及神圣人物名字和神名的禁忌。[16] 中國的避諱制度是原始社會習俗的遺留和發(fā)展。
二、周秦時代的兩次“書同文”
《說文》序曰：“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薄稘h書·藝文志》之《史籀篇》本注作“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關于類似記載的解讀及“大篆”、“籀文”、《史籀篇》的涵義和關系，古今學者眾說紛紜：
班固記述《史籀篇》作于周宣王之時，故其文字稱為“籀文”，又稱“大篆”，以與經(jīng)秦代李斯等整理后推行的篆文（稱為“小篆”）相區(qū)別，字形本于西周晚期。其說本應有所依據(jù)，在古代也無疑義。但清末吳大澂、陳介祺等金石學家通過與金文字形的比較，認為有些籀文形體時代應更晚。[17] 后來王國維認為《史籀篇》是春秋戰(zhàn)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之書，“籀 ”是讀的意思，[18] 而籀文是戰(zhàn)國時代秦國通行的文字。[19]唐蘭則懷疑所謂“周宣王”應為戰(zhàn)國初的周元王。[20]趙平安先生也認為《史籀篇》成書于東周時代，他曾推測“周宣王”本應作“周桓王”，同時提出《漢書·藝文志》所記的“太史”應指秦國史官，《史籀篇》是春秋初年在宗周故地上建國的秦國整理和規(guī)范通用文字時頒布的范本，大篆由此被推向全國。[21] 后來，趙先生通過與張家山漢墓竹簡《史律》的對比，指出《史籀篇》不應僅被看作字書，其更大的價值在于它是“當時國家課考史學童、選拔史的專用書，基本內(nèi)容為史所必須了解的一些專業(yè)知識”。[22]
我們以為，從《說文》所載的二百多個“籀文”字形來看，其中既有比較繁復，和西周金文、甚至甲骨文字形有淵源者，也有和春秋晚期、甚至個別戰(zhàn)國以后秦篆字形相似者，而其主體比較接近春秋早期秦系文字的風格。因此將其成書時代范圍定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恐怕比較接近事實，而不會晚至戰(zhàn)國。那么籀文中為什么會有個別比較晚期的字形呢？這是因為一切古書在傳抄過程中，字形難免產(chǎn)生訛變，《史籀篇》傳抄者在摹寫古字時，不自覺地使用當時的書寫習慣，在古字中混入了后世的筆法，這是很自然的事。[23]
如趙先生后一文所言，《史籀篇》不應是單純的字書。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以為：史籀篇的“史”應讀為“吏”，[24] “籀”如王國維言應訓為“讀”，而“篇”則是簡冊的意思，也就是書。因此所謂“史籀篇（吏讀篇）”，可以理解為“欲入仕為吏者所必讀之書”。相當于現(xiàn)在國家公務員考試的教材或備考資料。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載：“試史（吏）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SPAN>[25] “十五篇”即指《史籀篇》。下文又稱“又以八體試之”云云，考查吏學童的文字和書法。由此可知教識字形并非《史籀篇》的主要功能。但作為教材，《史籀篇》是用當時的正規(guī)字體書寫成的，故兼發(fā)揮教學童習字的作用，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那么“宣王”究竟是否應為“ 桓王”，《史籀篇》是否應為秦國太史所作呢？我們以為恐怕不是。周桓王在位時當公元前 719-697年，約相當于秦憲公、出子時期。這一時期秦國剛剛立國不久，正處于發(fā)展的起步期，據(jù)史籍記載，其主要精力放在開疆拓土、力求站穩(wěn)腳跟方面，恐怕還沒有精力大規(guī)模地整理文字、發(fā)展文教。轉錄秦史的《史記》等史書對這一時期的秦國史記載比較簡略，亦可從一個側面推測秦國當時恐怕還沒有如趙先生所言那樣完備的史官培養(yǎng)制度。而且盡管秦國地處宗周故地，以秦國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力，其編訂的書籍要想作為范本向全國推行，是不可能的。
相反，《史記》載周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稱“宣王中興”。所謂“修政 ”，即整頓吏治，在這個過程中，裁汰和重新選拔、考查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當時剛剛經(jīng)過周厲王荒政不久的周王朝具有重新整理、頒布一套史官教材，用以進行官吏培養(yǎng)教學、考試的客觀需求。太史公稱宣王時復興西周初年諸王世的遺風，可見從國力上看，宣王時的周國依然比較強大，而這時齊、晉等諸侯國均尚未成霸，因此“復宗周”?？梢娙绻苄鯐r制定并頒布一套史官教材，更具有“推向全國”的客觀條件。但事實上，《史籀篇》對關東諸侯國的影響不大。宣王以后，很快幽王便亡國，其后宗周故地歸秦所有?！妒肤ζ穼η匚淖值挠绊懙故巧钸h，這從后世秦系文字材料上可以看出。
如上文所述，隨著戰(zhàn)國中后期秦國對關東諸國的攻伐奪地，秦文字被逐步推廣到關東地區(qū)，這實際上拉開了秦國“書同文”運動的序幕。但規(guī)模更大、意義更深遠的“書同文”則是秦始皇統(tǒng)一之后進行的?！墩f文敘》曰： “……分為七國… …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SPAN>
根據(jù)近年來出土的秦系文字材料可知，小篆的產(chǎn)生當起于戰(zhàn)國時期。小篆對大篆的省改應該是戰(zhàn)國時期在使用過程中由眾多秦國文字書寫者共同實踐、約定俗成的。李斯等人只是加以整理，每個字選擇其中一種形體作為規(guī)范，編成字書，進行推廣?！笆「摹钡墓ぷ鞑豢赡苁怯衫钏沟壬贁?shù)幾個人完成的。這個過程類似于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簡化字運動。早在運動發(fā)起之前，甚至古代，民間就已經(jīng)長期自發(fā)地創(chuàng)造并使用了大批簡化字，國家官方組織學者加以整理、研究后公布的《簡化字總表》只是對其進行選擇、改造和規(guī)范而已。
如上文圖1所示，周秦時代，中國先后發(fā)生了兩次“書同文”事件。第一次發(fā)生在周宣王時期，第二次起始于戰(zhàn)國中期，在秦始皇統(tǒng)一后達到高潮。這兩次事件具有如下共同點：
1.“書同文”事件的發(fā)生都具有充分、必要的客觀條件。
周宣王時期，周、召二公輔佐新君，欲復興文武之道，重振周國天下共主、諸侯來朝的往日雄風，則必須進行深入的吏治改革。這就要求有一部規(guī)范的史官教材，《史籀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而秦始皇時期，秦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完成了統(tǒng)一，領土和臣民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秦政府要對新占領的地區(qū)進行有效的統(tǒng)治，必然亟需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在政府中任職。而要想讓來自關東地區(qū)的官吏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改變書寫習慣，在協(xié)助統(tǒng)治中發(fā)揮作用，就必須有一部規(guī)范、實用的識字教材。秦“三倉”就充當了這個角色。
2.“書同文”事件的發(fā)動者都具有足夠的主觀能力。
周宣王的中興在一定時期內(nèi)促進了周王朝政治、經(jīng)濟、軍事實力的發(fā)展，使得周國在各諸侯國心目中重新樹立起了威望，得到擁戴?？梢哉f是周宣王重新“王天下”。從綜合實力（包括影響力等“軟實力”）上講，此時的周國仍是當時包括秦國在內(nèi)的其他任何諸侯國所無法比擬的。從秦孝公至秦始皇時期，秦國通過戰(zhàn)爭奪去了大片領土。總體上看，秦國基本是在新得領土上設郡，很少封君。加上秦國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使得秦國有能力在新得領土上推行秦文字。參看上一節(jié)所舉的在故巴蜀、楚國出土秦系簡牘的情況。
同時兩次事件又具有一些不同之處：
1.兩次“書同文”事件的規(guī)模和影響不同。
周宣王時的“書同文”主要為周國內(nèi)部吏治改革服務，實用性較強，統(tǒng)一文字僅是其副作用。事件規(guī)模較小，其范圍僅局限在宗周故地，對周、秦以外其它諸侯國影響不大。甚至《史籀篇》的文字整理對東遷后的周國也沒有長久地發(fā)揮作用，從出土的戰(zhàn)國時代周王室文字材料來看，兩周文字已經(jīng)完全屬于晉系文字風格了。 [26] 而秦國從戰(zhàn)國中后期開始的，尤其是秦代的“書同文”規(guī)?？涨?，影響的范圍大，遍及全中國。從地域發(fā)展上看，其影響力自西向東，呈波浪狀推進。并且促進了隸變的發(fā)展，使得漢字的形體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從古文字階段進入到隸楷階段，奠定了后世漢字書法發(fā)展的基礎。
2.兩次“書同文”事件展開的復雜程度不同。
就目前所知，周宣王時代“書同文”事件的內(nèi)容，主要就是編訂并頒布《史籀篇》，其規(guī)范字體后世稱為“籀文”或“大篆”。由于官方把持著文字使用權，因此這次書同文所規(guī)定的字體是單一的。而秦始皇時期，在秦國本土內(nèi)部同時使用的，就有多種字體?！墩f文敘》曰：“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边@主要是由于書寫材料和使用領域不同造成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小篆，使用范圍最廣的是隸書。當然這八種書體分類廣狹標準并不統(tǒng)一，但大體可以分為廣義的篆書和隸書兩大類。而秦向關東地區(qū)推廣秦文字，至少是在篆書和隸書兩個層面上進行的。在印章、封禪刻石、權量詔書等正規(guī)場合使用的是篆書，在簡牘文書、兵器刻畫文字等普通場合使用的是隸書。因此這一次書同文事件推廣字體是復合式的。
附圖：
圖2：秦公鎛《集成》1.268-1
圖3：秦公鎛《集成》1.270-1
圖4：商鞅量《集成》16.10372
圖5：大良造鞅鐓《集成》18.11911
圖6：秦封宗邑瓦書
圖7：青川木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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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6月，135頁。
[21] 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22] 趙平安《新出〈史律〉與〈史籀篇〉的性質》，《華學》（第八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8月。
[23]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 8月，50頁。
[24] “吏”的范圍比“史”大，我們以為，大規(guī)模、有組織地考查、選拔官員，不應僅局限在“史”官范圍內(nèi)，故釋“吏”。另外古代朝鮮在創(chuàng)制彥文字母以前，曾借用漢字形體，取其音或義以標記朝鮮語，稱為“吏讀”，主要在高麗李朝的公私文書中使用。“吏讀”也應來源于“史籀”。
[25]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5月，80頁。釋文據(jù)筆者理解有所修改。
[26] 何琳儀《戰(zhàn)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137-138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0年8月13日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1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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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8“周秦之變”過程中的社會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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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狼人 在 2010/8/19 13:43:09 評價道：第1樓
呵呵，看見陳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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