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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在主觀與客觀之間

——從顧頡剛難題到層累說的變型

劉光勝

清華大學歷史系

[摘　　要]：如何在現(xiàn)代學術(shù)立場上，證明古書、古史的真?zhèn)问鞘穼W理論研究的重要課題，從“顧頡剛難題”到“漢代改造說”、 “古代文獻不斷重寫”，層累理論不斷發(fā)展，我們對進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學研究中有把王國維和顧頡剛刻意對立起來的傾向，其實他們活著的時候也不是這樣。二重證據(jù)法和層累說應當結(jié)合起來，用二重證據(jù)法探討古史真相，用層累說積極的一面，研究傳說演變，那么，我們古史研究又會是一番新的景象。

[關 鍵 詞]：史學；二重證據(jù)法；層累說；“漢代改造說”；“古代文獻不斷重寫”

1925年王國維先生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課時，提出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互證的二重證據(jù)法，他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斷言矣?！?/SPAN>[1]王國維先生主張歷史學應和考古學結(jié)合起來，借助地下新出土材料，來考辨古書的真?zhèn)?，不可輕易懷疑、否定古書，明顯對顧頡剛疑古持否定態(tài)度。

顧頡剛先生對王國維的說法并不服氣，他說：“今人恒謂某書上某點已證明其為事實，以此本書別點縱未得證明，亦可由此一點而推知其為事實，言下好像只要有一點真便可證為全部真。其實，任何謬妄之書亦必有幾點是事實?！斗馍癜瘛?，背謬史實之處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紂、微子、箕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與其結(jié)果亦皆與史相合。今本《竹書紀年》，偽書也，而其搜輯《古本紀年》亦略備，豈可因一部之真而證實其為全部真邪！”[2]顧頡剛認為，古書造偽，必然有一定的原始材料作依據(jù)，僅憑古書零星內(nèi)容與出土文獻相合，就能判定某書為真書嗎？

張京華先生把顧頡剛的上述回應稱為“顧頡剛難題”，他認為“顧頡剛難題”包含兩點內(nèi)容：一是考古學能否提供第一時間的原始記錄來印證古書的年代？二是提供的原始記錄從數(shù)量上能否印證古書的全部內(nèi)容？他說：“上古實物特別是文字與文獻的遺失，使得‘以全部之真證全部皆真’為不可能，使得古史重建‘拿證據(jù)來’為不可能，使得疑古‘永遠有理’?！?/SPAN>[3]堯舜禹時代，是史料極匱乏的原史時期，系統(tǒng)性的文字是否存在尚存疑問，我們雖然堅決否認“禹為動物，出于九鼎”的說法，但如何從學術(shù)角度回應顧先生對古史、古書的質(zhì)疑呢？

一、二重證據(jù)法與古史再現(xiàn)

顧頡剛先生否認堯舜禹原始記錄的存在，他說：“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fā)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跡來。 ”[4]李揚眉先生認為，傳世文獻中的東周、夏商以至于更為古遠的歷史，是拿不出可靠的“證據(jù)”——“直接的史料”來的；既無法“拿證據(jù)來”，“三皇五帝”的上古舊說無疑也隨之喪失了它們的“信史”及“史實”地位[5]。2003年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被發(fā)掘，出土大量陶器、玉器和手工業(yè)作坊遺跡，還有少量扁壺朱書文字。陶寺遺址經(jīng)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約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和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相當。陶寺遺址面積約為 280萬平方米，為目前發(fā)現(xiàn)的當時中原地區(qū)最大的城市遺址，它和 東漢應劭、鄭玄所說的“堯都平陽”地址相合，顧先生“堯舜禹原始記錄不存在”的預言不攻自破。

顧頡剛先生說夏代史只是傳說的堆積[6]，楊寬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部來自殷周時代的神話，它們只可用作殷周時代的史料，不能用來解釋殷商以前的歷史[7]。1983年偃師商城發(fā)現(xiàn)后，學者將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和偃師二里頭遺址加以比較，證明二里頭遺址為夏都斟尋所在地[8]。我們認為，斟尋是否是夏都雖然可以再討論，但豫西登封王城崗遺址、禹縣瓦店遺址與禹、啟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豫西偃師二里頭遺址、晉南夏縣東下馮遺址、鄭州大師姑文化遺址使夏文化得到了考古學上的時間定位，夏代存在是無可置疑的。其實顧頡剛晚年已承認夏代的存在，只是不承認夏有文字記錄[9]，他說：“所恨者，夏代史跡無文字可證明耳?！?/SPAN>[10]甲骨文的構(gòu)字方法已很成熟，說明在商代中期以前，漢字有一個長期的發(fā)展過程。迄今為止，商代以前，發(fā)現(xiàn)陶器符號的遺址有山東章丘城子崖、大汶口、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青海樂都柳灣、河南新鄭裴李崗等，雖然這些陶符是否是文字尚可討論，但如此多的遺址大量陶符的出現(xiàn)，而且有的符號多次出現(xiàn)，如“斤”、“戌”、“”、“”等字，已經(jīng)出現(xiàn) 9種[11]，證明在夏代或更早時期，文字已經(jīng)發(fā)明是很有可能的。

英國學者柏克萊說： “任何物體，只要不被知覺，就是不存在的。” [12]他把事物與知覺等同起來，認為事物就是“知覺的組合”，在心靈和能知覺事物的思維之外，沒有任何事物存在，人類認知的范圍局限在現(xiàn)象界，而不能弄清客觀世界的本原。 王學典先生認為，之所以能核查牛頓對宏觀天體運動的描述，是因為除了《自然科學的數(shù)學原理》之外，像行星那樣的“宏觀天體”仍然在“天空”中“實在”著并“運動 ”著?！皻v史實在”既然不“在”了，后人又如何案驗那些自詡“敘述”了“如實在發(fā)生一樣的歷史”？[13]

殷墟甲骨坐實了《史記》所記的商代世系，由二里頭文化上溯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國古代文明的進程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四川地區(qū)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東北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西北地區(qū)的大地灣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仙人洞文化，可以說，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中國原史時期已經(jīng)形成了可信的文化序列。我們認為，完全復原歷史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殘存的文物遺跡使古代歷史事實的真相得以部分再現(xiàn)，客觀世界是能夠被人感知的。嚴格地講，今天運動著的宇宙天體已不再是牛頓見到的樣子，既然今天運動著的天體能證明牛頓的力學定律，為何殘存至今的文物古跡不能證明已逝的歷史世界？當然考古發(fā)現(xiàn)并非總和顧頡剛先生的說法背道而馳，“滿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與顧先生打破民族向來一統(tǒng)的觀點非常契合，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顧先生結(jié)論的正確性，也是靠文物考古證明的。

文物遺跡使古代城址、墓葬、器物等得以真實再現(xiàn)，卻很難反映古人的道德信仰、巫術(shù)宗教、風俗傳說等精神世界的內(nèi)容，要想了解更多的古代文明，必須借助二重證據(jù)法，將傳世文獻激活。顧頡剛先生說《尚書·呂刑》最早記載了禹，便推定“禹是西周中期起來的”[14]。王國維據(jù)秦公敦銘文“鼏宅禹跡”和齊侯镈鐘銘文“處禹之堵”，斷定“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SPAN>[15]秦公敦和齊侯镈鐘屬于春秋晚期，尚不能有力否定顧先生的說法[16]，近年來發(fā)現(xiàn)的公盨銘文記載了大禹治水的事跡，西周中期時被刻入公盨銘文，說明禹的傳說“已經(jīng)是相當古老的被人們當作歷史的一個傳說了” [17] ，

公盨銘文中有“天命禹”，有學者據(jù)此認為公盨仍不能證明禹的存在?！对娊?jīng)·文王之什》：“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奠定了西周的基業(yè)，在周人的眼中，文王為神，侍奉在上帝的左右?！逗霞?/SPAN>27656：“于伊尹，亡雨? ”《合集》27658：“于伊尹，乙大雨? ”商人向伊尹卜問天氣，可見伊尹輔湯有功，死后被奉為神靈。同樣，大禹死后被人奉為天神，是為了紀念他治水的功勛，古代祖先崇拜，宗教思想盛行，這本是一種常見的現(xiàn)象，不能因此懷疑禹、文王、伊尹等作為人的原型不存在。

顧頡剛先生認為禪讓說起源于墨家[18]，其失誤之處在于以孟子、荀子對禪讓的態(tài)度代表了戰(zhàn)國時代整個儒家的態(tài)度，并且認為儒家著作中完全肯定禪讓的內(nèi)容，都只能出自荀子之后受墨家影響的儒家之手[19]。上博簡《子羔》說：“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SPAN>上博簡《容成氏》：“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為后，見禹之賢也，而欲以為后。”郭店簡《唐虞之道》：“唐虞之道，禪而不傳?！边@些竹書都在荀子之前成書，甚至早于孟子， 可見不僅墨家主張禪讓，儒家也鼓吹禪讓，禪讓說是戰(zhàn)國早期普遍的社會思潮，并非某家專有[20]。戰(zhàn)國時期，學派間相互攻訐，墨家、儒家都認可堯舜禹禪讓，可見禪讓當有一定事實依據(jù)，并非墨家憑空杜撰。

顧頡剛等主張《易經(jīng)》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21] ，郭沫若認為，《易經(jīng)》為馯臂子弓所作[22]，陳夢家在《〈周易〉哲學時代及其性質(zhì)》中指出，《易經(jīng)》是殷亡后的遺民所寫的[23] 。宋祚胤認為《周易》是為周厲王時寫的[24]。他們研究的實質(zhì)就是否認文王與周易的關系。曹定云以安陽小屯南地出土卜甲中的五組數(shù)字即“易卦”為基礎立論，肯定“文王演周易”確有其事[25]。扶風齊家村和房山鎮(zhèn)江營出土的西周卜骨上，都有筮數(shù)出現(xiàn)，特別是長安西仁村陶窯遺址出土的陶拍子上，有《師》、《比》、《小畜》、《履》四個卦名，與《易經(jīng)》的卦序相同，證明西周時期，《易經(jīng)》卦序已經(jīng)定型[26]。清華簡《保訓》為文王臨終前的遺訓，“中”是《保訓》的核心概念，與《易經(jīng)》尚中思想契合，明顯拉近了文王與《易經(jīng)》的距離[27]，文王和《易經(jīng)》的關系不能輕易否定。

二、“顧頡剛難題”質(zhì)疑下的“古書證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大量簡帛文獻出土，多可與傳世文獻互證，大大增加了古書的可信性，李學勤先生主張走出疑古時代，對古書辨?zhèn)沃械脑┘馘e案要予以平反 [28]，而裘錫圭、林沄等先生認為，出土的簡帛佚籍往往和傳世文獻差異頗多，古書辨?zhèn)蔚某煽儜斂隙?，顧頡剛對歷史資料審查的方法應當堅持，不必走出疑古[29]。先秦諸子之書大多經(jīng)過后世大規(guī)模的整理，這些文獻的原貌已不得而知，簡帛文獻是未經(jīng)改動的文本，為研究當時思想變遷提供了可信的原始參照，但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僅部分相同，歧異很多，能否以這“一部分之真”證明全部古書皆真？張心澂《偽書通考》：“ 凡一書之全部分或一部分為偽造及發(fā)生偽造之疑問者，均列入;凡書本非偽，因誤認撰人及時代，照所誤認之撰人及時代論，即成偽書者，故亦列入?！?/SPAN>[30]《偽書通考》以一部分為偽則全書皆偽，致使1300多部古書打入偽書行列。以“一部分之真”證明全部古書皆真，是否會犯和張心澂一樣的邏輯錯誤？我們?nèi)绾握驹诂F(xiàn)代學術(shù)的立場上，證明古書的真實可信，以回應“顧頡剛難題”的質(zhì)疑？

古史辯派質(zhì)疑的先秦古書很多，限于文章篇幅，我們以《曾子》十篇為例，談一下我們的看法。自宋代始，學者開始懷疑《曾子》十篇晚出[31] ，如何證明它的真實可信呢？上博簡《內(nèi)禮》首段“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與弟言，言承兄。反此亂也。”與《曾子立孝》篇作“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內(nèi)容基本相同。上博簡《內(nèi)禮》“亡私樂，亡私憂，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之”，《曾子事父母》作“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內(nèi)容一致，僅少“無私憂”一句。上博簡《內(nèi)禮》出土于戰(zhàn)國楚地，《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和它在內(nèi)容上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證明《曾子》十篇確有較早的來源。

《曾子立事》是《曾子》十篇的篇題之一，“立事”一詞始見于甲骨文?！渡袝ち⒄罚骸袄^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孔穎達注：“我王其與立政為大臣也，其與立事為小臣也?！蓖跻督?jīng)義述聞》：“立政，謂建立長官也，立事，謂建立群職也。”[32]“立事”作為銘文辭例，戰(zhàn)國時期，齊國、趙國多見。 國差、公孫造壺、陳喜壺、子禾子釜、陳純釜、陳璋壺、公孫潮子鐘、相邦春平侯鈹?shù)取?/SPAN>戰(zhàn)國古璽有“立事歲”、“再立事歲”、“三立事歲”等印文 [33] ?！墩f文》：“事，職也?！?/SPAN>“立事”由西周時期的一種官職引申為“蒞國執(zhí)政、蒞事任職”[34]，而《曾子立事》主要講執(zhí)親孝敬之道，《曾子立事》篇名和內(nèi)容是否有矛盾呢？

《論語·為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且酁檎善錇闉檎俊笨鬃诱J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這種做法影響到政治上去，就是參與政事?！对恿⑹隆氛f：“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于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于萬民也；是故為善必自內(nèi)始也?！?/SPAN>曾子師承孔子教誨，認為事父如同事君，差遣子女如同差遣臣下，治理家族，如同治理國家，父母的孝子，自然是國君官吏的合格人選[35]。修身齊家，然后才能治理國家，與諸侯士大夫“立事”不同，曾子賦予“立事”以新的理論內(nèi)涵。

我們以上博簡《內(nèi)禮》、戰(zhàn)國銘文“立事”與《曾子》十篇比較，證明了《曾子》十篇部分內(nèi)容為真，顧頡剛說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證全部皆真”，我們?nèi)绾巫C明《曾子》十篇其它部分呢？我們對《曾子》十篇的引用情況作了統(tǒng)計：《中庸》引用《曾子》兩次，一見于《曾子立事》，一見于《曾子本孝》，《緇衣》引用《曾子》三次，《孟子》引用曾子語九次，其中兩處與《曾子》十篇同，均見于《曾子大孝》，《荀子》引用曾子語較多，有九處內(nèi)容和《曾子》十篇相同或近似，分別見于《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天圓》，《呂氏春秋》引用曾子語六處，其中四處見于《曾子大孝》篇。《淮南子》兩引《曾子》十篇，一見于《曾子大孝》一見于《曾子天圓》。總起來說，這些引文除個別詞語差異外，內(nèi)容均與《曾子》十篇相同?！睹献印贰ⅰ盾髯印贰ⅰ痘茨献印返认惹貎蓾h典籍，疑古學派亦認為它們不偽，《曾子》十篇每篇都有段落被它們征引過。

不管怎么說，我們只能用出土文獻印證《曾子》十篇部分為真，并不能印證它的全部內(nèi)容，我們憑什么以“部分之真”，就認為《曾子》十篇全部皆真呢？李學勤先生說，史料不是只用真假來判斷，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問題，我們能證明一個古代文獻中有一點為真，那么各點的可信性就會增加，如果我們證明三點為真，就比那一點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36]。我們雖然不能用考古資料，印證《曾子》十篇所有內(nèi)容，實際操作中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從簡帛、青銅器銘文和古籍征引《曾子》三個不同的視角，反復印證，可知《曾子》十篇確為先秦典籍，雖然其中難免摻雜了后儒的思想，但總體上仍能反映曾子及其后學的思想面貌。

顧頡剛說：“今人恒謂某書上某點已證明其為事實，以此本書別點縱未得證明，亦可由此一點而推知其為事實，言下好像只要有一點真便可證為全部真?！鳖欘R剛認為二重證據(jù)法是只注重出土材料與傳世古書互證，不注重傳世古書之間的互證，這是對二重證據(jù)法存在誤讀。《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說相土之事，既見于卜辭，又見于《詩經(jīng)》、《左傳》、《荀子》，王亥見于卜辭，又見于《山海經(jīng)》、《楚辭》、《竹書紀年》《管子》、《呂氏春秋》，王國維將卜辭與傳世文獻互證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我們認為，應把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的互證及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結(jié)合起來，用出土材料和真實可信的古書與未經(jīng)證明的古書比照，從方法論上講，這是解開“顧頡剛難題”的關鍵。

三、對層累說的再認識

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截斷眾流”的影響，顧頡剛先生懷疑堯舜禹的存在，我們舉出陶寺遺址，證明原史時期堯的遺跡尚存。顧先生懷疑古書晚出，我們將古書和出土材料對照，對古書的淵源進行考究，但這只是古史、古書的“立”，并沒有從“破”的角度，對顧頡剛的層累說進行深入分析。

顧頡剛先生說：“《封神榜》背謬史實之處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紂、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與其結(jié)果亦皆與史相合?！庇?/SPAN>大盂鼎、逨盤、師克盨銘文可以證明文王存在，但顧先生也不反對文王存在，《封神榜》中的文王原型和我們所說的一樣，我們憑什么肯定二重證據(jù)法，而否定層累說呢？我們所說的文王和《封神榜》中的原型一樣，《封神榜》的謬誤在于夸大或歪曲了歷史事實。顧頡剛層累說最初的素地，和我們沒有區(qū)別，但顧頡剛和我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他認為歷史是層累形成的，“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戰(zhàn)國時代的人物形象是后人根據(jù)當時形勢放大出來的。例如，顧頡剛說：“推原所以有文王為紂臣之說的緣故，實由于春秋后期以至戰(zhàn)國初期的時局的引導?！手鞑徽褡?，該得由大臣來‘易位’。湯和文武滅了故主，無損其為圣王?！?/SPAN>[37]顧頡剛認為，商末周初，文王和商紂之間并無君臣關系，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時局的引導，有篡奪野心的卿相編造出了文王為商紂之臣。

古書的形成有一個長期的過程，時間下限是不好確定的，但出土材料有明確的時間下限，為我們比較不同時間段人物的歷史形象提供了絕好的材料。上博簡《容成氏》：“文王聞之，曰：‘唯 (雖)君亡道，臣敢弗事乎？唯(雖)父亡道，子敢弗事乎?孰天子而可反？’受(紂)聞之，乃出文王于夏臺之下而問焉：‘九邦者其可來乎？’文王曰：‘可’?！薄度莩墒稀窞閼?zhàn)國中期偏晚，明確肯定文王為商紂之臣。《甲編》436 ：“令周侯，今夕亡禍?！鄙倘朔Q“周侯”，商王對周人的吉兇非常關心。周原甲骨H11：84：“貞：王其，侑大甲，周方伯。 ”《花東》H3：330 左甲橋辭： “周入四?！?/SPAN>從“周侯” 、“令周”、冊命周方伯和周人進貢卜甲 四片來看，周人已接受商王室的封爵，臣服于商，可見文王為商紂之臣，是歷史事實，并不是因戰(zhàn)國時代的社會環(huán)境而編造出來的，從西周到戰(zhàn)國，文王的形象，也沒有經(jīng)歷從“不是紂之臣”到“是紂之臣”的人為放大。公盨記載禹是受天命治水，齊侯镈鐘也說禹奉天命治水，從西周中期到春秋，禹受天命治水的形象并沒有改變。在一段時間內(nèi)，傳說的中心人物有的被放大，有的相對穩(wěn)定，顧頡剛只抓住放大的史例，而忽視了對相對穩(wěn)定形象的探究。

古史是怎樣形成的？“層累說”認為古史是不斷拉長、逐層添加起來的。層累說的失誤之處在于只強調(diào)添加，而忽視史學剝蝕。陳家大山楚墓帛畫《龍鳳人物圖》、子彈庫楚墓《御龍圖》、馬王堆帛書《二三子》、《春秋事語》等，它們都在流傳過程中消失了，走出了歷史的視野。葛兆光先生注意到歷史記錄中既有增加的史實，又有一些風俗、知識、思想和觀念，如 “物官”、“太平道”、“涂炭齋”等，被歷史學家人為“減去”了[38]。

實際上，顧頡剛先生已經(jīng)注意到歷史記載闕失的情況，他在《虬江市隱雜記》中說：“賈誼《過秦論》中所舉六國之士，如徐尚、杜赫、齊明、召滑、翟景、帶佗等謀臣良將，當時必有故事流傳，徒以史遷不為表章，遂致泯滅，惜哉！” [39]顧頡剛先生層累說的積極意義在于，將歷史人物的失傳、史料的剝蝕和史家編史的主觀意愿結(jié)合起來，認識到主觀因素會影響到歷史信息的增減，這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顧頡剛先生說：“我對于古史的主要觀點，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變化。”[40] 顧頡剛認為，歷史記錄在流傳過程中，由于史家的主觀選擇，史料會有增減變化，人們的主觀詮釋會將歷史事實過濾或著色。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歷史記錄的層累與剝蝕，是史學發(fā)展中常見的現(xiàn)象，既有主觀的意愿，又有客觀的原因，有非人力所及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郭店簡《性自命出》、馬王堆帛書《二三子》沒有被《漢書·藝文志》著錄，這很明顯就不是班固的主觀意愿，不能因強調(diào)主觀的作用，就忽視歷史信息自然衰減的客觀因素。

顧頡剛先生說：“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會公布給人類瞧的”。[41]層累說發(fā)展到極致，認為歷史本體是不能感知的，因此顧頡剛主張擱置本體，研究歷史傳說的前后變化，著重處理“傳說或故事版本的翻新變易，而非故事或傳說本身所著錄、附著或反映的原始事實”[42]。由于時間的不可逆，往昔的歷史世界已不可能完全復原，任何歷史記錄在編寫的時候，總會烙有編寫者的思想印跡，為何二重證據(jù)法能揭示客觀歷史的本真呢？各自獨立來源的材料指向同一個事物[43]，它們是出于不同的獨立觀察而形成的史料，彼此并無輾轉(zhuǎn)抄襲的關系，如果彼此吻合，則其所反映的事實可信度較高[44]。

歷史包含兩層涵義，一是客觀歷史本身，即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實及過程，二是史學，指與歷史事實相關的記錄與解釋。史學既有客觀真實的影像，又有主觀能動的選擇，貌似客觀的歷史記錄，其實潛藏著主觀的著色和過濾。西方科學主義追求歷史像幾何學那樣的精確，后現(xiàn)代主義認為歷史的本體不可感知，其實客觀事實與主觀詮釋是史學一枚硬幣的兩面，例如孔子，借助二重證據(jù)法，春秋末期孔子的形象大體上是可以弄清楚的，這是客觀事實，同樣，漢唐對孔子形象的放大也是存在的，后世思想的變遷會影響到我們對歷史真實的理解、估價，這是層累說應當肯定的一面。今天的史學研究中有把王國維和顧頡剛刻意對立起來的傾向，其實他們活著的時候也不是這樣。二重證據(jù)法現(xiàn)已發(fā)展成為多重證據(jù)法[45]，但學者囿于二重證據(jù)法與層累說沖突的成見，卻很少想到二者互補的一面。我們認為，二重證據(jù)法和層累說應當結(jié)合起來，用二重證據(jù)法探討古史真相，用層累說積極的一面，研究傳說演變，那么，我們古史研究又會是一番新的景象。

顧頡剛先生認為，客觀史料被主觀編寫，用帶有后世思想烙印史料，無法感知前世的歷史真實，但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顧先生又承認“歷史事實”獨立于“經(jīng)驗”之外，是真實存在過的。顧頡剛認識論和本體論存在著矛盾，但和西方完全否認歷史本體存在的后現(xiàn)代主義還是有區(qū)別的，其史學思想搖擺在經(jīng)驗主義和唯物史觀之間。

四、文本詮釋是帶著鐐銬的舞蹈

在出土文獻的刺激下，層累說當前又有新的變型：一是熊鐵基先生的“漢代改造說”，一是夏含夷先生的“古代文獻不斷重寫” 。熊鐵基先生稱自己受古史辨“漢人偽造說”的啟發(fā)，提出了“漢代改造說”，他認為今天的“傳世文獻”，主要是在漢代定型的，漢人對典籍的改造是全面的，“改造”典籍時會打上漢人時代與思想的烙印[46]。

顧頡剛認為，《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和《左傳》都是劉歆偽造的，他說：“其實所謂古學何嘗是真的古學，只不過是王莽所需要之學，劉歆所認為應行提倡之學而已?！?/SPAN>[47]錢穆認為劉歆偽造說是不能成立的，他說如果在劉向去世之前，劉歆遍偽諸經(jīng)，劉向為何不知道呢?劉向去世時，距劉歆領校五經(jīng)未過數(shù)月，劉歆沒有作案時間。如果劉歆一人作偽，竹簡太重，無法完成，如果眾人作為，與劉歆同校五經(jīng)的尹咸父子、蘇竟等人，都是有名的經(jīng)學家，為何無人檢舉？[48]錢穆對顧頡剛說，“從漢武到王莽，從董仲舒到劉歆，也只是一線的演進和生長”，并非如今文家所說，“有一番盛大的偽造和突異的改換”[49]，但顧頡剛沒有采納錢穆的意見。

先秦諸子學說，最初口耳相傳，難免變形走樣，書諸竹帛之后，也要隨著文字、語言等因素發(fā)生時代變遷，這種自然成偽是漸進式的。顧頡剛認為，歷史文本和政治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統(tǒng)治者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權(quán)利篡改歷史文本，這是他對古書成書的卓識，但他沒有認真考證，就輕信今文學家劉歆偽造群經(jīng)的說法，把若干世代篇章的分合、文句的修改、詞語的羼入，歸咎于劉歆一人一時之手，把漸進式自然成偽說成突變式為政治目的造偽，不采信錢穆所說的對自己理論不利的證據(jù)，使層累說存在天生的理論缺陷。

戰(zhàn)國時期，文本在傳抄過程中，文字、簡序往往會發(fā)生變化，郭店簡《性自命出》下篇以14、15、16三章為首，而上博簡《性情論》卻把這三章放在篇末。和郭店簡相比，上博簡《性情論》有多處闕文，最明顯的例子是 “喜斯陶……溫之終也”一大段。戰(zhàn)國時期，不同的傳本并存，簡本《五行》屬于戰(zhàn)國中期，而帛書《五行》成書不晚于漢初，郭店簡《五行》以仁義禮智圣為序，馬王堆帛書以仁智義禮圣為序，更明顯的區(qū)別是帛書《五行》將“不聰不明，不圣不智”后置，造成了簡本《五行》圣智線索的迷失，邢文先生認為這并非錯簡，而是子思后學有意改編[50]。

那么漢代以后呢？上博簡孔子語錄和定州本《論語》不見“也已矣”連用的情況，而敦煌本《論語》證明唐朝寫本里“也已矣 ”連用現(xiàn)象已比較流行[51]，可見從先秦到唐代，《論語》的語詞在不斷地被調(diào)整?！稘h志》記載《曾子》十八篇，到隋代?！对印肥?、《目》一卷，到宋代《目》一卷亡佚，只?！对印肥?。明清時期，輯佚《曾子》的著作有陶宗儀《節(jié)錄曾子》、宋鳴梧《曾子》、晁瑮《續(xù)曾子》、劉宗周《曾子章句》、錢謙益《曾子》、阮元《曾子注釋》、邵懿辰《曾子大孝編注》、梅文鼎《曾子天圓篇注》等，其篇卷、內(nèi)容不盡相同。不僅《論語》、《曾子》這樣，翻檢歷代的《藝文志》、《經(jīng)籍志》，先秦古書的篇卷分合、內(nèi)容增刪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現(xiàn)象，我們認為，熊鐵基先生指出古籍在漢代經(jīng)歷了大規(guī)模的改編是正確的，但 從先秦到明清時期，甚至現(xiàn)代人為古書加句讀，都會造成對古書的不同理解。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古書將來一定還要發(fā)生變化，熊先生把古書的改編局限在漢代，這和顧頡剛先生把若干世代的自然成偽歸于劉歆有何區(qū)別？

美國夏含夷先生說在中國古代，文本還沒有固定下來的情況下，抄寫者對經(jīng)文會有自己的解釋，他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就可以影響經(jīng)文的面貌，提出“古代文獻不斷重寫”的說法[52]。他借用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舉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如果以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古書都是古代真實的文本，那就等于聽說竹筍很好吃，回家就把席子煮來吃一樣。我們同意夏先生 先秦典籍不斷被后人整理的說法，但“席子”和“竹筍”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我們這里要追問的是，能用這些穿著現(xiàn)代服裝的古代典籍，來研究先秦的思想面貌嗎？

能不能反映先秦諸子的思想，關鍵在于傳世文獻被后世改編的程度。出土文獻有明確的成書下限，而且沒有被改動過，將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對照，就可知道傳世文獻被改編的程度。我們將清華簡《尚書》和古文《尚書》的篇題及內(nèi)容比較，如果差別很大，那么古文《尚書》就是偽書?！对邮赂改浮?/SPAN>和上博簡《內(nèi)禮》相比，只是“為人君”、“為人父”、“為人兄”三句被刪除了，其他基本相同，可知后世對 《曾子》十篇改編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把《曾子》十篇被刪去的內(nèi)容重新添加，語句歧異的地方重新加以考訂，曾子思想的全貌雖不可得，但借助《曾子》十篇和《內(nèi)禮》，至少可以重現(xiàn)曾子思想的部分真相。

夏含夷先生“文獻不斷變動” 的理論來自他對郭店簡《緇衣》的研究，他認為今本《緇衣》在整理的時候，郭店簡、上博簡《緇衣》都已亡佚，整理者只能根據(jù)自己對上下文的理解來安排竹簡的次序，在一定程度上，今本《緇衣》和郭店簡《緇衣》不是同一篇經(jīng)典，所以要對先秦文獻保留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53]。按照夏先生的說法，今本《緇衣》已經(jīng)散亂，又沒有其它順序可以參考，整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對《緇衣》重新編連，實在是當時迫不得已的選擇，雖然不同的次序反映編連者不同的理解，但這和篡改作偽的性質(zhì)截然不同。

夏含夷先生說：“劉向開始編寫中國古代文獻的時候，在國家圖書館里找到的資料，有的很多重復，有的是矛盾的。無論是劉向還是劉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做法：重復的就扔掉，有的他們認為是矛盾的，有的說法是A，有的說法是 B，有時他們認為 A和B都不對，自己再確定一個C?！眲⑾蛐?，參加的任宏、尹咸等人，他們學識淵博，不同特長的人校勘不同的書籍，用人得當?！渡袝W陽經(jīng)·敘錄》說:“臣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召誥》脫簡二?！眲⑾蛑灾馈毒普a》、《召誥》有脫簡，是因為他以中古文《尚書》作依據(jù)，他“確定一個C”時，雖然是主觀判斷，但是有版本依據(jù)，并非任意發(fā)揮。

夏含夷先生說，上博簡《詩論》李零、范毓周、李學勤等學者都有各自編連的次序，不一樣到什么程度呢？這二十九枚簡，沒有任何兩枚簡的編連，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現(xiàn)代人整理的《詩論》與先秦的的原本恐怕有相當大的差別[54]。夏先生認為上博簡《詩論》各個版本的編連都不一樣，彼此之間差距很大，這是一個事實，但從另一方面講，不管誰編連，都是二十九支簡，都改變不了《詩論》的客觀內(nèi)容。當今學者編連《詩論》，都是力圖恢復《詩論》的原貌，在主觀上并沒有作偽的故意。

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SPAN>[55]柯林伍德說歷史研究的并非是一個死了的過去，而是一個活在現(xiàn)在的過去 [56]。歷史學家在編纂歷史記錄時，無不注入自己的史學思想，而歷史學家的思想，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因此歷史不斷地被改寫。夏含夷先生說在中國古代，文本還沒有固定下來的情況下，抄寫者對經(jīng)文會有自己的解釋，他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就可以影響經(jīng)文的面貌，不難看出，在夏先生“文獻不斷改寫說”的背后，明顯烙有西方史學思想的印跡。文本或經(jīng)典的詮釋，就像帶著鐐銬的舞蹈，詮釋的舞步是由自己決定的，詮釋的形式也因人而異，詮釋者的思想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但不能忽視文本內(nèi)容— —鐐銬，對后來詮釋者的制約。

實際上，任何詮釋都是歷史文本視域和改編者視域的合一，在這種視域融合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是以回歸歷史真實和文本本義為目的的“我注六經(jīng)”，一種是回應現(xiàn)實矛盾和需要的“六經(jīng)注我” [57]，古代抄寫者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今天學者對出土竹簡重新編連，明顯都屬于前者。我們認為，夏先生指出文本不斷變化的事實是正確的，但他片面夸大了改編者的能動性，忽視了家法、文本內(nèi)容等傳統(tǒng)因素對改編者視域的客觀制約，容易造成任何解讀都是誤讀的錯誤傾向。《呂氏春秋·察今》：“故察己則可以知人，故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任何人的史學研究都難免帶有自己的主觀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遮掩我們對歷史本體的感知，但今天和過去緊密相連，古人和今人都是人，在主觀方面有其相通之處，而這些會加深我們對歷史本質(zhì)的認識，這正是歷史不同于自然科學的魅力所在。

近代以來，古代黃金世界的光環(huán)隕落于地，經(jīng)典被平移到學術(shù)研究的平臺，在傳統(tǒng)學術(shù)到現(xiàn)代學術(shù)的轉(zhuǎn)型中，顧頡剛先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任何史料不盲目相信，都要嚴格審查，是受顧頡剛疑古風氣影響，而夏商周世系為信史，古書整體可信，則是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的功勛。嚴格審查史料，多重證據(jù)并舉，避免絕對主觀和絕對客觀的偏頗，是今后史學研究的康莊大道，從這種意義上說，顧頡剛結(jié)束了一個時代，而王國維則開辟了一個時代。

Abstract: In the modern academic pos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prove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books in the history theoretical research. From the "Gu Jie-gang problem" to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 Continuous rewriting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we conducted deeply analysis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he Ceng-lei theory. In today's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the tendency to deliberate Wang Guo-wei and Gu Jie-gang to the opposition, in fact, when alive they were not so. Er Chong Zheng Ju Fa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eng-lei theory. Using Er Chong Zheng Ju Fa to explore the truth of the ancient history, using the positive side of Ceng-lei theor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legend, then we study of the ancient history will be some new scene.

Keywords: historical Studies; Ceng-lei theory ;Gu Jie-gang problem; transform in the Han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