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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鏡考釋
熊長云
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 故宮博物院
摘 要：昭君故事是文學(xué)史上長盛不衰的重要題材，由此演繹出極為豐富的文學(xué)作品。然而史實與文學(xué)的混淆，往往帶來古史層累。年代相去不遠的文物，則成為考訂故事要素形成年代的重要證據(jù)。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近來公布的東漢昭君鏡，是目前所知最早記載王昭君的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與藝術(shù)價值。昭君鏡的出現(xiàn)，證明昭君和親史事在東漢已為人所熟知，也成為探討昭君故事發(fā)展演變的重要線索。
關(guān)鍵詞： 王昭君 和親 伍子胥鏡 俗文學(xué) 漢代銅鏡
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萬物畢照》銅鏡展[1]，首次公布了一件東漢銅鏡，罕見記錄了昭君故事。據(jù)其主題，可定名作“昭君鏡”。昭君鏡自公布以來，便備受學(xué)界矚目[2]。眾所周知，昭君出塞見于《漢書》等，是婦孺皆知的歷史故事，相關(guān)文學(xué)作品、學(xué)術(shù)研究皆可謂汗牛充棟[3]。然而，對于昭君故事在早期如何流傳與演變，學(xué)者雖有推測，卻一直缺乏明確的線索。昭君鏡的發(fā)現(xiàn)，證明昭君故事不晚于東漢便已開始流傳。鏡銘所見七言詩，不僅是目前所知最早以昭君為主題的文學(xué)作品，反映了漢代俗文學(xué)的興盛；又因其明確年代及豐富內(nèi)容，成為梳理昭君故事在漢唐間形成與演變的關(guān)鍵證據(jù)，為古代文學(xué)史研究增添了重要史料。
承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杜鵬飛館長與展覽策展人談晟廣先生襄助，我得以反復(fù)觀察原物，此后獲觀高寧先生制作的鏡銘拓本，為釋讀提供了很大便利。今不揣谫陋，就昭君鏡的分域、斷代、釋文及文體性質(zhì)等問題分述管見，并結(jié)合傳世文獻，試闡發(fā)此鏡對于昭君故事研究的重要意義，敬希方家指正。
一、分域與斷代
1.分域
昭君鏡直徑21.5厘米、緣厚1.2厘米，重1434克。鏡背中心為扁球形鈕，鈕座為十三枚乳釘環(huán)繞，間以銘文十二字，為制作者名稱及吉語。內(nèi)區(qū)中部有四枚乳釘，將圖像分割為四組扇形區(qū)域，每一區(qū)域均布置人物車馬畫像，并具榜題。外區(qū)有長銘，形式為七言詩，共七十字，詳記昭君故事。外圍飾篾紋一周，鏡緣飾鋸齒紋、云氣紋各一周。
昭君鏡是典型的畫像鏡，就所屬細類而言，屬歷史故事類畫像鏡[4]。就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漢代銅鏡而言，部分銅鏡形制在廣闊地域范圍內(nèi)均有流行，但部分銅鏡形制僅集中在個別地域出土，呈現(xiàn)地域流行特點，而畫像鏡即屬后者。學(xué)界普遍認為，畫像鏡在北方極少發(fā)現(xiàn)，當(dāng)屬南方制品。如徐蘋芳先生指出：“調(diào)查發(fā)掘工作證明，吳地最流行的是神獸鏡和畫像鏡”，這類銅鏡“始終是南方的產(chǎn)品，為北方所不鑄”[5]。其觀點可稱代表。
圖一 昭君鏡 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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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昭君鏡拓本 高寧先生拓，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供圖
從昭君鏡的諸多特征來看，此鏡可歸入?yún)晴R體系。與昭君鏡形制、主題最為接近的銅鏡，當(dāng)屬伍子胥鏡和近來新發(fā)現(xiàn)的貞夫鏡，其產(chǎn)地應(yīng)較為接近。學(xué)界頗為關(guān)注這類畫像鏡的產(chǎn)地，但觀點曾幾經(jīng)變化。此前因紹興出土畫像鏡極多，如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序言中便提到紹興出土畫像鏡總數(shù)達三百面以上[6]，故學(xué)者多認為這類銅鏡為會稽鏡?？紫樾窍壬日J為“畫像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會稽鏡，是會稽鏡內(nèi)涵的集中表現(xiàn)。而四乳四分法構(gòu)圖的畫像鏡才是會稽畫像鏡的典型代表、主流風(fēng)格”。其中即舉歷史故事類畫像鏡為例[7]。昭君鏡正屬四乳四分法構(gòu)圖的歷史故事類畫像鏡。
圖三 昭君鏡與類似形制畫像鏡
然而，這類畫像鏡實際并非紹興所獨有。特別是很多銅鏡銘文中，明確提到鑄地為吳縣。王仲殊先生據(jù)此指出，吳郡的吳縣始終是長江中下游的鑄鏡中心之一，而“過去把紹興出土的許多銅鏡都當(dāng)作是紹興本地的產(chǎn)品，這是應(yīng)當(dāng)糾正的”[8]。
今所見記錄鑄造地點及工匠名的畫像鏡，可列舉如下：
（1）“吳向里柏氏作”伍子胥畫像鏡（上海博物館藏）[9]（見圖三c）；
（2）“吳向里柏氏作”伍子胥畫像鏡（傳浙江紹興出土，曾為山口謙四郎所藏[10]）；
（3）“吳胡傷（陽）里周仲作”車馬神仙畫像鏡（《巖窟藏鏡》[11]）；
（4）“吳胡傷（陽）里周仲作”神人車馬畫像鏡（《善齋吉金錄·鏡錄》[12]）；
（5）“吳向陽周是作”神人車馬畫像鏡（紹興上灶公社虎山腳下出土[13]）（見圖三d）。
上述銅鏡銘文中提到的“吳”，因與里名相接，當(dāng)是吳縣，即今江蘇蘇州。王仲殊先生認為，銅鏡銘文中的柏氏、周是，為鑄鏡作坊之名，銘文“吳向陽”可能是“吳向陽里”，“向里”或是“吳向陽里”之省。由此，柏氏、周是鑄鏡作坊當(dāng)在吳縣的胡傷（陽）里、向陽里、向里等。這類銅鏡，顯然均是吳縣鑄鏡。順帶一提的是，吳縣在兩漢時期屬郡不同。西漢中期至東漢順帝期間，吳縣屬會稽，順帝分置吳郡后，吳縣為吳郡郡治[14]。故學(xué)者或以會稽鏡籠統(tǒng)稱之，似不能準(zhǔn)確反映吳縣的屬郡問題，故而仍以稱吳鏡為宜。
將昭君鏡歸入?yún)晴R系統(tǒng)，實際還有不少證據(jù)。除伍子胥鏡的銘文明確提及為吳縣制作之外，近來在浙江余杭蠟燭庵東漢墓出土的貞夫鏡（圖三b），同屬歷史故事類畫像鏡，學(xué)者判斷也是吳縣鑄鏡。貞夫鏡的畫像榜題為“貞夫”及“宋王”等，王牧女士引用裘錫圭先生對漢簡所見韓朋故事殘篇的考證[15]，指出此鏡主題即為戰(zhàn)國時期宋國韓朋與貞夫的愛情故事[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昭君鏡的主題、風(fēng)格，以及外緣裝飾圖案等，與貞夫鏡甚為相似，且與其他地域所出畫像鏡有著較大差異。王牧女士指出，貞夫鏡自銘為“周是（氏）作”，其銘文字體幾乎與“吳向陽周是”神人車馬畫像鏡一致，加之出土地余杭，本屬吳郡，則貞夫鏡當(dāng)是吳縣鏡師周氏制品。同時，王牧女士還介紹了浙江止水齋收藏的貞夫鏡，其銘文又較考古發(fā)掘品多“柏氏作鏡”一句，可與前述上海博物館藏“吳向里柏氏作”伍子胥鏡印證，作鏡者同樣為吳縣柏氏[17]。這樣看來，周氏、柏氏可能都曾制作過貞夫鏡。這類歷史故事類畫像鏡，多具巧思，其地域主要集中在吳縣。
昭君鏡鈕座銘文有“仲作宜侯王”等內(nèi)容，可知作鏡者單名一“仲”字。這一情況，與通常鏡師自記“某氏”不同，則“仲”當(dāng)是鏡師之名，而非姓氏。可以想到，吳鏡中常見題為“周仲作”或“周是（氏）作”的畫像鏡。實際上，貞夫鏡即署名為“周是（氏）作”，王牧女士便認為可能是吳縣鏡師周仲所作。王綱懷先生曾列舉過考古與傳世所見周仲、周氏銘畫像鏡，其中特別舉出考古所見貞夫鏡與“周仲作”畫像鏡，其風(fēng)格、字體乃至鏡緣裝飾等細節(jié)所存在的相似性[18]。昭君鏡的主題、形式特別是鏡緣裝飾，與上述周氏、周仲作鏡的特征十分相似。秦漢時代，工匠題署往往存在署單名或全名等不同形式。以往所見周仲作鏡銘文，即有署“吳胡陽里周仲作”及單署“周仲作”的繁簡不同形式。“仲作”之單名題署，是否同樣指向吳縣鏡師周仲，存此備考。
2.斷代
昭君鏡所屬畫像鏡，歷來被認為是主要流行于東漢的銅鏡品種。此外，昭君鏡本身亦體現(xiàn)鮮明的時代特征，如昭君鏡的大型半圓鼻鈕，在東漢銅鏡中頗為常見[19]。昭君鏡銘文盡脫篆意，隸書筆意純熟，也與東漢畫像鏡銘及同時代金石銘刻的風(fēng)格相近。以上情況，都是昭君鏡為東漢鏡的重要證據(jù)。
畫像鏡的年代，以往多認為是東漢中晚期[20]。然而，近來出土材料反映這類銅鏡年代應(yīng)當(dāng)偏早。如近年新公布的紀年銘文畫像鏡，成為這類畫像鏡年代的絕對證據(jù)。所見銅鏡，包括日本藏吳師作畫像鏡，紀年為建初八年（83）[21]，以及浙江止水齋藏東王公西王母畫像鏡，紀年為永元三年（91）[22]，前者為章帝年號，后者為和帝年號，分別處于東漢早期、以及東漢早中期的更迭時期。
此外，前文已提出貞夫鏡與昭君鏡的相似性。王牧女士曾專門討論這類歷史故事畫像鏡的年代，同時指出：貞夫鏡出土于余杭的東漢磚槨墓，而浙江地區(qū)的磚槨墓，主要集中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隨后被券頂磚室墓取代，由此證明貞夫鏡當(dāng)是東漢早期產(chǎn)品。王牧女士還考察了浙江其他考古發(fā)現(xiàn)的車馬畫像鏡等，也有著類似的出土環(huán)境，從而判斷這類歷史故事類與車馬人物類畫像鏡的年代，應(yīng)均是東漢早期作品[23]。
就目前情況看，將昭君鏡的年代大致推定在東漢早期，應(yīng)是較為穩(wěn)妥的。
二、鏡銘考釋
昭君鏡的銘文，共有三處，分別為作鏡者及吉語、七言長詩和四區(qū)畫像人物榜題，其中以昭君鏡詩最為重要。昭君出塞史事為眾所熟知，故通讀鏡銘并沒有太大難度。不過，此鏡的部分用字為俗字，且有訛混，影響到對文意的確切理解。下就七言詩的起始與結(jié)構(gòu)、部分字詞釋讀，以及昭君鏡其它部分銘文的釋讀問題，分別加以說明。
1.昭君鏡詩的起始與結(jié)構(gòu)
七言詩位于銅鏡外區(qū)，共十句，計七十字，其內(nèi)容詳記昭君故事。在此首先討論其起始。
此前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在展覽此鏡時，將首句定在“孟春正月更元年”。細審原鏡，可注意到“漢召單于匈奴臣”的“漢”字上方兩側(cè)欄線上有兩點，即為漢代銅鏡銘文常見的文句起始符號[24]，故應(yīng)將“漢召”句視為全詩之首。
由此，可將昭君鏡詩重新排序如下：
名王歸義四夷民，
兵革不用中國安。
孟春正月更元年，
胡王陛見賜貴人。
后宮列女王
（昭）君，
隱匿不見坐家貧，
待詔未見有天抻（伸）。
長
（?）受詔應(yīng)最先，
倍去中國事胡人。
據(jù)此排序，不難注意到昭君鏡詩的內(nèi)容呈現(xiàn)整齊的對稱結(jié)構(gòu)。鏡銘以五句為一組，分為前后兩部分。前五句講述昭君出塞的宏觀歷史背景，后五句講述昭君故事的具體情節(jié)。其中體現(xiàn)了作者對篇章的安排。
就前五句所記歷史背景而言，鏡銘與《漢書·元帝紀》與《匈奴傳下》所記呼韓邪單于來朝、春正月改元、賜昭君等事相合，且所述次序大體一致?！稘h書·元帝紀》記云：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xiāng)慕禮義，復(fù)修朝賀之禮，愿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25]
又《漢書·匈奴傳下》記云：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愿謁見天子……今郅支已伏誅，愿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fù)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愿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于。[26]
值得注意的是，鏡銘用語與《漢書》亦多有相似處。上引《漢書·元帝紀》所錄元帝詔“邊垂長無兵革之事”，與鏡銘“兵革不用中國安”如出一轍。又《漢書·元帝紀》記，郎中侯應(yīng)就呼韓邪上書之事言曰：“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T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币嗯c鏡銘“匈奴臣”“四夷民”[27]等語相近。至于鏡銘所用“名王歸義”事，不見于《漢書》所記昭君和親事。然《漢書·宣帝紀》：“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顏師古注：“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a>[28]可知有單于遣名王朝賀、和親之俗。據(jù)此，則鏡銘所言“名王歸義”當(dāng)指呼韓邪遣名王為使者之事，其禮近于《漢書·宣帝紀》所記。
就以上情況而言，昭君鏡所記與《漢書》大體相同，說明后世據(jù)傳世文獻所了解的昭君故事的歷史背景，與東漢時人的所述及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2.昭君鏡詩所涉疑難字詞考釋
昭君鏡最為重要的內(nèi)容，為后五句，此言昭君故事情節(jié)，雖較為樸質(zhì)，但與《西京雜記》《琴操》《世說新語》與《后漢書》所記昭君故事的性質(zhì)相似。不過，鏡銘后五句中，有部分用字存在字形錯訛、通假問題，影響文意理解，在此略作討論。
“后宮列女王
君”句，“
”字左從日，右從糸（見圖四 左）。此字初疑為“照”字訛寫，文獻中也常見“照”“昭”通假之例，但此字“糸”上部閉口，當(dāng)非“召”字，故不宜釋為“照”。后檢高亨先生《古字通假會典》，我懷疑此字可能是各取“昭”、紹”二字偏旁所形成的糅合字。昭、紹都從召字得聲，昭為章母宵部字，紹、召均為禪母宵部字，古音相近。同時，古書中“昭”“紹”也有相通之例，如《書·武成》：“昭我周王天休。”《孟子·滕文公下》引《書》曰：“紹我周王見休。”《書·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薄段喝w石經(jīng)》紹作昭?！睹献印る墓隆罚骸敖B我周王見休?！薄稌挝涑伞方B作昭。[29]“
”應(yīng)就是“昭”“紹”二字的糅合，為“昭”字訛寫。
圖四 昭君鏡所見“
”“抻”“
”字
“待詔未見有天抻”句，此前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展出時，將末字釋為“神”，但細審鏡銘，此字左側(cè)偏旁實作“手”形，末筆往左撇，且中豎向上貫穿三橫，與常見“示”旁不同，則左側(cè)可能仍是“手”（見圖四 中）。若此，此字或為“抻”字?！都崱ふ骓崱罚骸吧欤暌?。或作抻?！?a href="#_edn30" name="_ednref30" title="">[30]伸、申、抻三字可通?！坝刑燹印保蛑^有天意為伸?！吧臁钡谋玖x為伸展、伸直，與“屈”相對?！墩f文通訓(xùn)定聲·坤部》：“伸，不屈也?！?a href="#_edn31" name="_ednref31" title="">[31]《廣雅》：“伸，展也?！?a href="#_edn32" name="_ednref32" title="">[32]此處之“伸”，或謂伸展材用，不屈隱其能?！稘h書·循吏傳·朱邑傳》：“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后信?！睅煿旁唬骸耙徽f信讀曰伸，得伸其材用也?！?a href="#_edn33" name="_ednref33" title="">[33]三國杜摯詩云：“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34]從大意理解，此句當(dāng)指昭君起初不被詔幸，實屈其才，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終有出頭之時。
“長
受詔應(yīng)最先”句中，第二字鏡從足從伯，隸定為
。此字初疑為“趨”，即小步急行。漢制，入宮趨行以示恭敬[35]，但于字形有隔。后檢張涌泉先生《漢語俗字叢考》，發(fā)現(xiàn)此字很可能即是“?”與“??”字的異體?！?”，見于《文選》所錄郭璞《江賦》，李善注：“?，猶越也?！眲⒘甲ⅲ骸?，過也?！贝俗钟肿鳌?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ExtB">??
受詔應(yīng)最先”相合。從俗字角度看，此字可能即是“?”字的異體，通“赴”。上古音中，伯為幫母鐸部字，卜為幫母屋部字，二者旁轉(zhuǎn)可通?！?”見《說文》：“?，趣越皃（貌）。從足、卜聲。”段玉裁注：“趣，疾也。小徐作趨。?與赴，音義略同。”[38]《玉篇·足部》：‘?，趨赴。亦作赴?！睂㈢R銘讀為“長?（赴）受詔”，亦文通意順。由此一來，也很好解釋了中古“?”“??”等字含義的淵源。
3.其它部分銘文的釋讀
昭君鏡鈕座為十三枚乳釘環(huán)繞，間以銘文十二字，為制作者名稱及吉語：
仲作宜侯王，復(fù)此竟者天富昌。
前文已考，昭君鏡作鏡者單名一“仲”字，為作鏡者之名。據(jù)對同類銅鏡的考察，昭君鏡當(dāng)為東漢吳縣鑄鏡，“仲”或即吳縣鏡師周仲之簡署。
“復(fù)此竟者”之“復(fù)”當(dāng)讀為“服”，復(fù)為并母覺部字，服為并母職部字，二字旁轉(zhuǎn)可通。漢鏡“胡虜殄滅天下復(fù)”或?qū)懽鳌疤煜路?a href="#_edn39" name="_ednref39" title="">[39]，即為二字通假之明證。鏡銘之“此”作
，形似“心”，但漢代篆隸的“心”字，中部的一橫通常并不貫通，故此字仍當(dāng)釋為“此”。這種寫法的“此”字，尚見于建初元年（76）《大吉買山地記》摩崖刻石，其銘文為：“大吉。昆弟六人，共買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值）三萬錢。”[40]其“此”字作
，正與鏡銘寫法一致。
“復(fù)此竟者天富昌”，即“服此鏡者大富昌”。以往所見漢鏡銘文中，相類似者可舉如下：
（1）“服此竟者命長”（《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41]）；
（2）“服者富貴番昌”（《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42]）；
（3）“服者富貴番昌”（揚州漢墓出土[43]）；
（4）“服者富昌，長宜侯王，其師命長”（西安十里鋪東漢墓出土[44]）。
以上均為鏡銘吉語，與昭君鏡吉語含義相近。
此外，銅鏡四乳之間分布四區(qū)畫像，每區(qū)均有榜題，銘文分別為：
王諸君/大皇後/胡王車/胡主簿
“王諸君”，“諸”當(dāng)為“昭”，“君”字反書。諸為章母魚部字，昭為章母宵部字。羅常培、周祖謨先生提出，東漢時期的魚部與宵部字多有通押之例[45]，則諸、昭二字在東漢讀音相近，是二字通假之因?！熬弊炙啤盎琛?，實為反書。東漢鏡銘中，常見反書個別字的情況。邱龍升先生曾詳細討論漢鏡反書現(xiàn)象，指出反書或許是工匠有意為之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追求一種變化之美，本身具有一定隨意性[46]。則此字仍應(yīng)釋為“君”，不應(yīng)受到反書字形的誤導(dǎo)。
“大皇後”即“大皇后”。后、後同為匣母侯部字，以往所見漢鏡銘文中，“後”常通假為“后”。前引上海博物館藏柏氏伍子胥鏡，以及紹興出土神人車馬畫像鏡、西王母舞蹈畫像鏡等[47]，銘文“傳告后世樂無極”，均作“后世”而非“後世”。不過，“后”作“後”則頗為罕見，昭君鏡提供了一例珍貴樣本。
昭君鏡屬東漢民間工匠制品，所見通假與訛字現(xiàn)象是漢代民間用字情況的真實反映。
三、昭君鏡詩與昭君故事的流傳
1.昭君鏡詩的文體性質(zhì)
昭君鏡詩通篇押韻，為真、元、文三部合韻，其用韻情況如下：
真部字：臣、民、年、人、抻（伸）；
元部字：安；
文部字：君、貧、先。
真、元、文部在上古韻部中相鄰，兩漢韻文中多有通押之例。
昭君鏡詩內(nèi)容較為淺顯，通篇押韻，加之各句之間連貫性較強，具有濃厚的敘事特征。從這一角度考慮，昭君鏡詩雖為七言詩體裁，但恐怕更接近于漢代俗賦，其性質(zhì)大體如容肇祖先生所言，是一種“說故事的白話賦”[48]。這類俗賦的內(nèi)容大多為口述故事，且常常帶有韻語，使人動聽及易記，便于在民間流傳，與后世話本、彈詞的性質(zhì)相近。
出土文獻中，漢代俗賦已多次發(fā)現(xiàn)，所見如尹灣漢墓所出《神烏傅（賦）》[49]與北大漢簡《妄稽》[50]等?！渡駷踬x》與《妄稽》基本上都是四言韻句，篇幅較長。前者以擬人手法講述了鳥的故事，后者則講述了妻妾相爭的故事。昭君鏡詩通篇為七言韻句，具體形式雖有所不同，但主體性質(zhì)是相類的。從這一角度看，昭君鏡詩很可能并非鏡師自撰，而是抄錄自東漢時期所流傳昭君故事的成熟文本。鑒于鏡銘空間本有很大限制，昭君鏡詩甚至可能僅是節(jié)選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這類漢代俗賦應(yīng)與敦煌所見唐代變文有著密切關(guān)系。敦煌所見唐代變文，所記如《韓朋賦》《王陵變》《伍子胥變文》乃至記載昭君故事的《明君賦》變文殘卷，所記均為先秦兩漢歷史故事，多用韻句，本出于民間說書需要，近于后世的小說話本。這類唐代變文的源頭，學(xué)者曾有推測。容肇祖先生認為“在宋元間方始見于記載”的韓朋傳說的歌謠，可能有“更早的源頭”，“不是因《搜神記》的記載而產(chǎn)生”[51]。1979年在敦煌馬圈灣曾發(fā)現(xiàn)一枚西漢殘簡，裘錫圭先生考證為韓朋故事，即與《韓朋賦》主題一致，證實這類故事自漢代便已流行。裘先生認為：“從《神烏賦》和韓朋故事殘簡來看，漢代俗文學(xué)的發(fā)達程度恐怕是超出我們的預(yù)料的。敦煌俗文學(xué)作品中有不少是講漢代故事的，如《季布罵陣詞文》（即《捉季布傳文》）、《王陵變》以及講王昭君的和講董永的變文等。我懷疑它們大都是有從漢代傳下來的民間傳說作為底子的?！?a href="#_edn52" name="_ednref52" title="">[52]現(xiàn)在昭君鏡的發(fā)現(xiàn)，成為漢代民間已有昭君故事流傳的鐵證，證實了裘先生的卓見。
2.從昭君鏡詩看漢代昭君故事的形成
昭君故事是中國文學(xué)史上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昭君鏡不僅提供了昭君故事的一個漢代版本，也成為梳理昭君故事形成演變的重要線索。
元帝以宮女賜單于，明見《漢書》記載，自為信史。元帝還為此改年號為竟寧，為舉國皆知的大事。然而，宮女嫁單于之事，為何發(fā)生，在當(dāng)時應(yīng)即具有很強的話題性與戲劇性，也由此帶來了不同的昭君故事版本。就目前所知，唐以前記錄昭君故事的傳世文獻，主要有四種，分別為《西京雜記》[53]《琴操》[54]《世說新語》[55]以及《后漢書》[56]?！段骶╇s記》與《琴操》撰者雖無定論，但多數(shù)學(xué)者傾向認為《西京雜記》為東晉葛洪抄撰或集纂[57]；《琴操》則更可能為東晉孔衍所作[58]。二者成書年代大抵在漢晉之間。《世說新語》與《后漢書》則均成書于南朝宋。上述四種文獻，所述昭君故事的詳略、情節(jié)均有所不同。但就核心故事情節(jié)而言，不同處主要涉及兩點：一是昭君是否是主動請行，二是昭君為何不被元帝召幸。
昭君是否主動請行，傳世文獻的記載可分為兩類?！肚俨佟放c《后漢書》均記為昭君主動請行，《西京雜記》與《世說新語》則記為元帝主導(dǎo)，謂元帝“按圖召昭君行”。昭君主動請行，此前學(xué)者曾多有懷疑，認為此為后世晚出虛構(gòu)，并分別質(zhì)疑《琴操》與《后漢書》之說。如翦伯贊先生指出：“王昭君自愿請行和親之說，首見《后漢書》?！逗鬂h書》作者范曄，劉宋時人，可能是根據(jù)當(dāng)時的傳說寫的?！?a href="#_edn59" name="_ednref59" title="">[59]過元琛先生則認為，昭君自請遠嫁匈奴當(dāng)始于《琴操》，“《琴操》對王昭君的以上記載，是魏晉時的一種傳說”，是“建安以后個人意識覺醒風(fēng)氣下的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造。”[60]
然而，昭君鏡“長
受詔應(yīng)最先”句，有力證明昭君請行之情節(jié)不晚于東漢初已出現(xiàn)。前文已將“
”釋為“?”，訓(xùn)為“趣（趨）越”，其細節(jié)與《琴操》所記昭君故事頗有相似處?！短接[·人事部》所引《琴操》昭君故事，謂昭君“越席而前”受詔應(yīng)命：“帝令后宮欲至單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后宮，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愿得?！?a href="#_edn61" name="_ednref61" title="">[61]《世說新語》劉孝標(biāo)注引《琴操》與之略異，作“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丫叭辉较稹！?a href="#_edn62" name="_ednref62" title="">[62]兩種版本雖有不同，但均言昭君“越席而前（起）”，率先應(yīng)命，正與鏡銘“長
受詔應(yīng)最先”所指相合。實際上，《后漢書》記載昭君“乃請掖庭令求行”[63]，雖不及《琴操》詳細，也是昭君自請求行之證。由此可見昭君自請嫁單于之情節(jié)，不晚于東漢即已出現(xiàn)。昭君鏡詩所反映的這一情節(jié)，實為《琴操》與《后漢書》所述的源頭。
至于昭君不被招幸的具體原因，傳世文獻所述同樣可分為兩類?！段骶╇s記》和《世說新語》則將昭君不得召的原因，明確歸為昭君未賄賂畫工，特別是《西京雜記》提到“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逼浜蟆澳烁F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a href="#_edn64" name="_ednref64" title="">[64]《琴操》與《后漢書·南匈奴傳》對此則淡化處理，僅述不被召幸之實。
昭君鏡對此的記述是“隱匿不見坐家貧”。其中，“坐”訓(xùn)為因，則東漢人明確認為昭君不被召幸的原因是“家貧”。細繹其意，不難意識到鏡銘所指，與《西京雜記》與《世說新語》所記昭君故事的共通之處，均當(dāng)指向?qū)m人需行賄方被召幸。至于究竟如昭君鏡所言昭君“坐家貧”即無力行賄，還是如《西京雜記》所記“王嬙不肯”及《世說新語》“志不茍求”，則屬細節(jié)出入，其指向的根本原因是大體一致的。
宮人行賄后方被召幸之事，雖不見于傳世文獻，但據(jù)《漢書·楊惲傳》，宣帝時任職宮中的郎官，已有“貨賂流行”的風(fēng)氣，郎官“或行錢得善部”。經(jīng)楊惲整頓，方“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nèi)翕然同聲?！?a href="#_edn65" name="_ednref65" title="">[65]郎官請托賄賂風(fēng)氣，絕不僅限于此，宮中其他官署的賄賂行為，自然也不難想象。實際上，《漢書》稱楊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66]這一記錄，反而從側(cè)面反映宮中行賄實屬常態(tài)。從這一角度看，漢人所記錄昭君故事“隱匿不見坐家貧”，恐怕正是基于對其時宮中風(fēng)氣的認識。
從以上兩點情節(jié)而言，昭君鏡詩記載的昭君主動請行的情節(jié)，與《琴操》及《后漢書》大體吻合；而就貪賄情節(jié)而言，又與《西京雜記》與《世說新語》所指為同一事實。由此可見，唐代以前所流傳的昭君故事的基本情節(jié)，在漢代即已存在，而相關(guān)情節(jié)在后世分化至不同版本的昭君故事系統(tǒng)之中。
3.畫工毛延壽與昭君故事的層累
民國以來，受到顧頡剛先生“層累古史說”及研究孟姜女故事[67]思路的啟示，學(xué)者普遍認為昭君故事屬于古史層累的產(chǎn)物。張壽林先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便已提出：“一個民間故事的流傳，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賴于層累的構(gòu)成，相互的轉(zhuǎn)變。不但昭君故事如此，就是其它一切民間故事，也沒不如此。”[68]
昭君鏡詩的發(fā)現(xiàn)，一方面既證明昭君故事如貪賄、昭君請行等基本情節(jié)，在漢代即出現(xiàn)，足以一掃舊疑；另一方面，也成為剝離昭君故事中所存在層累故事的新證據(jù)。所涉最重要者，是畫工毛延壽在昭君故事中的出現(xiàn)。
將昭君出塞的原因歸為畫工毛延壽，是唐代以后幾乎所有昭君故事的必要情節(jié)。然而，顧炎武《日知錄》中便已提出，《西京雜記》雖記錄畫工貪賄，并記有杜陵毛延壽善畫人物一事，但沒有直言昭君畫工就是毛延壽。后世詩人將昭君隱匿歸咎于毛延壽，實為不確。顧炎武謂：“毛延壽特眾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后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a href="#_edn69" name="_ednref69" title="">[69]不過，即便王昭君非毛延壽所圖，當(dāng)時是否存在畫工圖宮女一事，學(xué)者也甚感懷疑。宋代王觀國《學(xué)林》即謂：“《后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jié)，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70]余嘉錫先生認為王觀國“駁《后漢書》及《雜記》，則甚有理?！蓖瑫r亦認為畫工之事不可信：“且如《后漢書》之說，則昭君之下嫁匈奴，乃出于其所自請，初非因畫工毀其容貌，元帝案圖而遣之也?！?a href="#_edn71" name="_ednref71" title="">[71]余嘉錫先生認為，昭君故事的最初核心可能即是《后漢書》所記，是昭君“出于其所自請”，而非“畫工毀其容貌”。
昭君鏡詩中，僅隱晦指出宮中賄賂其事，未記畫工之事。以此觀之，就東漢早期而言，畫工一事恐怕還未成為昭君故事的關(guān)鍵情節(jié)。張文德先生曾詳考昭君故事，認為毛延壽等“畫工圖丑”之事，應(yīng)就是《西京雜記》對昭君故事的改造虛構(gòu)，是一種富有傳奇性的新意詮釋[72]。鑒于《西京雜記》之內(nèi)容“雜抄諸書，左右采獲，不專出于一家”[73]，則畫工一事可能有更早的來源，但本身應(yīng)是古史層累的產(chǎn)物，屬于后世小說家言，而根植于貪賄一事的認識基礎(chǔ)之上。
四、余論
昭君鏡可歸入歷史故事類畫像鏡，其主題與伍子胥畫像鏡和貞夫畫像鏡相同，自然是漢代所流行歷史故事的直接反映。最后試討論一下這類畫像鏡主題的共通之處，并闡述昭君故事在銅鏡中的出現(xiàn)。
伍子胥鏡發(fā)現(xiàn)最早，數(shù)量最多。宋姚寬《西溪叢語》即有著錄：“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制作奇古。”[74]上海博物館藏有兩件伍子胥畫像鏡，其主題紋飾與宋人著錄者大同小異，其一女性畫像榜題為“王女二人”，另一鏡女性畫像無榜題[75]。南京博物院亦藏一枚，為揚州邗江鳳凰河出土，銘文為“越王二女”[76]。此外，還有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77]及公私收藏機構(gòu)藏者[78]。貞夫鏡見于上文，已見兩枚，可知也應(yīng)是當(dāng)時的流行品種?，F(xiàn)在加上昭君鏡，一共有三種。
我認為，這類畫像鏡并非簡單是歷史故事，其主題的共通之處為美人。以往常見的伍子胥鏡，其圖像中有女性畫像，榜題為“王女二人”或“越王二女”，其中之一便是西施?！秴窃酱呵铩酚浿踉敚涸酵豕篡`謂“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對曰：“惟王擇美女二人而進之?！焙蟮谩捌r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xí)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xué)服，而獻于吳?！庇质狗扼恢^吳王夫差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狈虿畲髳偠苤樽玉阒G之不可[79]。伍子胥鏡中“王女二人”看似僅略著筆墨，卻是勾踐破吳的關(guān)鍵因素。
貞夫、韓憑（朋）畫像鏡所記故事，見于曹丕《列異傳》[80]、晉干寶《搜神記》，其殘章亦見于敦煌漢簡，并有敦煌本《韓朋賦》存世[81]。其故事梗概為：宋康王奪舍人韓憑妻何氏，后韓、何二人殉情而死，墓上生“相思樹”，其故事極為凄婉。究其起因，為“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a>[82]也是指向何氏的出眾美貌。昭君鏡的主題雖是歷史故事，同樣為美人主題，又與上述銅鏡有著共通之處。
銅鏡作為女性閨中常備的梳妝用品，其制作設(shè)計多具有女性審美特征。除了花紋精好柔美之外，李零先生曾指出漢鏡銘文常有擬為女性口吻之作[83]，銅鏡美人主題的出現(xiàn)，同樣契合女性身份色彩。古代器物所具裝飾藝術(shù)，既反映當(dāng)時文化藝術(shù)的流行，同時也往往體現(xiàn)設(shè)計者對使用者審美意趣的迎合。昭君鏡的制作，正是這一風(fēng)氣下的產(chǎn)物。
附記：對昭君鏡鏡銘的釋讀，得到李零先生指正；所引銅鏡資料得到王綱懷、梁鑒、葛亮先生幫助。小文草成后，曾蒙汪華龍、孫兆華、張鴻鳴、劉曉晗博士審閱，多有匡益。在提交給編輯部后，匿名評審專家亦提供了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并謹致謝忱。
刊于《文學(xué)遺產(chǎn)》2022年第5期，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轉(zhuǎn)發(fā)，引用請以紙質(zhì)期刊為準(zhǔn)。未經(jīng)授權(quán)，謝絕轉(zhuǎn)載。
[1] 展覽于2021年4月22日—8月27日間在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四層12-13號展廳舉辦。
[2] 此鏡雖非考古發(fā)掘品，然經(jīng)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中國文物學(xué)會青銅器專業(yè)委員會及眾多銅鏡研究專家學(xué)者審定，其真實性無可置疑。
[3] 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史梳理可參張文德《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學(xué)林出版社2008年版；過元琛《中國文學(xué)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變》，復(fù)旦大學(xué)2010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等。
[4] 王士倫編《浙江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12頁?？紫樾窍壬确Q為“歷史人物畫像鏡”，含義相近。參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6—97頁。
[5] 徐蘋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銅鏡》，《中國歷史考古學(xué)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
[6] [日]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版，第1頁。
[7] 孔祥星、劉一曼、鵬宇編著《中國銅鏡圖典（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8頁。
[8] 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chǎn)地》，《考古》1985年第11期。
[9] 陳佩芬編《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年版，鏡-51。
[10] [日]梅原末治《紹興古鏡聚英》，圖49。
[11] 梁上椿編《巖窟藏鏡》，1941年版，第二集下第27頁，圖31。王仲殊先生認為此鏡為后世翻版鏡，但制作精致，其形制、圖紋、銘文應(yīng)與原鏡同。見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chǎn)地》，《考古》1985年第11期。
[12] 劉體智《善齋吉金錄·鏡錄》卷一，1934年石印本，第53—54頁。
[13] 王仲殊《吳縣、山陰和武昌——從銘文看三國時代吳的銅鏡產(chǎn)地》，《考古》1985年第11期；又見王士倫編著，王牧修訂《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彩版第12，說明第216頁。
[14] 據(jù)《漢書·地理志》與、《后漢書·郡國志》，會稽郡，秦置，劉邦十二年更名吳，治在吳縣。東漢順帝時，會稽分為吳郡和會稽郡二郡。吳郡郡治為吳，而將會稽郡郡治移至山陰。
[15] 裘錫圭《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9年第3期，后收入《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325頁。
[16] 王牧《東漢貞夫畫像鏡賞鑒》，《收藏家》2006年第3期。
[17] 王牧《東漢貞夫畫像鏡賞鑒》，《收藏家》2006年第3期。
[18] 王綱懷《一面圖文并茂的東漢畫像鏡——鏡銘“盛如長安南，賢如魯孔子”傳遞的文化信息》，載清華大學(xué)漢鏡文化課題組著：《漢鏡文化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上冊，第536頁。
[19] 董亞巍《試論鏡鈕的演變過程與鏡體幾何形狀的制約關(guān)系》，王昌燧主編《科技考古論叢》第2輯，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
[20]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第100—101頁；王士倫編《浙江出土銅鏡》，第10頁。
[21] [日]岡村秀典《漢鏡分期研究》，載《漢鏡文化研究》，上冊，第58頁。
[22] 浙江省博物館編《古鏡今照——中國銅鏡研究會成員藏鏡精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上冊，第286—287頁。
[23] 王牧《修訂版序言》，載王士倫編著，王牧修訂《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
[24] 見王綱懷編著《漢鏡銘文圖集》，中西書局2016年版，圖209、277、311、330、337、345、353、366、417。
[25] 班固《漢書》卷九《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冊，第297頁。
[26] 《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第11冊，第3803頁。
[27] “臣”“民”為動詞，分別指匈奴稱為臣、四夷內(nèi)附為民。
[28] 《漢書》卷八《宣帝紀》，第1冊，第262頁。
[29] 高亨纂注，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810頁。
[30] 丁度等編《集韻》卷之二《平聲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上冊，第120頁。
[31] 朱駿聲：《說文通訓(xùn)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34頁。
[32] 王念孫著，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卷三下《釋詁》，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3頁。
[33] 《漢書》卷八九《循吏傳·朱邑傳》，第11冊，第3636頁。
[34] 陳壽《三國志》卷二一《魏書·杜摯傳》，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3冊，第622頁。
[35]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傳言‘趨’?！薄端麟[》案：“小顏云‘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見《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冊，第2723—2724頁。
[36] 張涌泉《漢語俗字叢考（修訂版）》，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631—632頁。
[37]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66頁；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四八三，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冊，第2214頁。
[38]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頁。
[39] 分別見劉體智：《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1935年版，卷十五，第53a頁；黃頤壽《清江發(fā)現(xiàn)東漢青蓋神獸鏡》，《文物》1985年第5期等。
[40] 徐玉立主編《漢碑全集》，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冊，第131頁。
[41] 《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卷十五，第80b頁。
[42] 《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卷十五，第100a頁。
[43] 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揚州出土的漢代銘文銅鏡》，《文物》1985年第10期，圖24。
[44] 雒忠如《西安十里鋪東漢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第4期。
[45] 羅常培、周祖謨合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6頁。
[46] 邱龍升《漢代鏡銘反書探微》，《寧夏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2年第3期。
[47] 《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圖版23、34。
[48] 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一種，1935年。
[49] 裘錫圭《〈神烏傅（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后收入《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270頁。
[50] 北京大學(xué)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藏西漢竹書[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6頁。
[51] 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52] 裘錫圭《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原載《復(fù)旦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9年第3期，后收入《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第324頁。
[53]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一〇，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5冊，第1605頁。
[54] 分別為《世說新語》劉孝標(biāo)注所引與《太平御覽·人事部》所引。見《世說新語箋疏》，第666頁；《太平御覽》卷四八三，第3冊，第2214頁。
[55] 《世說新語箋疏》，第666頁。
[56] 范曄《后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冊，第2941頁。
[57] 洪業(yè)《再說西京雜記》，《洪業(yè)論學(xué)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3—404頁；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7頁。
[58] 《中國文學(xué)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變》，第102—108頁。
[59] 翦伯贊《王昭君家世、年譜及有關(guān)書信》，《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1982年第6期。
[60] 《中國文學(xué)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變》，第9、12頁。
[61] 《太平御覽》卷四八三，第3冊，第2214頁。
[63] 《后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傳》，第10冊，第2941頁。
[64] 《太平廣記》卷二一〇，第1605頁。
[65] 《漢書》卷六六《楊惲傳》，第9冊，第2890頁。
[66] 《漢書》卷六六《楊惲傳》，第9冊，第2890頁。
[67]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初刊《現(xiàn)代評論》（二周年增刊），后收入《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3頁。
[68] 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文學(xué)年報》第一期，1932年，后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645頁。
[69]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寶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冊，第1422頁。
[70] 王觀國撰，田瑞娟點校：《學(xué)林》，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23頁。
[71]《世說新語箋疏》，第668頁。
[72] 《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第65頁。
[73]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冊，第1017頁。
[74] 姚寬撰，孔凡禮點校《西溪叢語》，中華書局，第38頁。
[75] 《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鏡-51、52，說明頁第30—31頁。
[76] 蔣纘初《揚州地區(qū)出土的銅鏡》，《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8期。
[77] 《紹興古鏡聚英》，圖49。
[78] 如陳鳳九編《丹陽銅鏡青瓷博物館·千鏡堂》，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頁。
[79]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頁。
[80] 曹丕等撰，鄭學(xué)弢校注《列異傳等五種》，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頁。
[81] 裘錫圭《漢簡中所見韓朋故事的新資料》，《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第319—325頁。
[82] 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十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41頁。
[83] 李零《讀梁鑒藏鏡四篇——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中國文化》第三十五期，2012年。又如三國吳“碩人”神獸鏡，鏡銘節(jié)取《詩經(jīng)》中的《衛(wèi)風(fēng)·碩人》，其內(nèi)容“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lǐng)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則直接歌頌美人姿容?！按T人”鏡見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6卷《銅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圖版第98頁，圖版說明第33頁。此鏡銘文多有異文，今從傳本錄。釋讀可參李學(xué)勤《〈碩人〉銘神獸鏡》，載氏著《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80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2-9-10
本文發(fā)布日期為20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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